正始时期有两大文人群体，即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他们主要长于哲学思辨，在哲学史上开创了玄学的新时代，至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却不值得称道，刘勰就毫不客气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王弼、何晏等人或者完全没有留下诗篇，或者根本就没有创作过诗歌。“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其中阮籍和嵇康的诗歌成就最高，刘勰同一文中接着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阮籍是正始诗坛上当之无愧的主帅，其次嵇康也写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不过嵇康精神活动侧重于“思”而不是“诗”，其理论贡献与散文成就都在他的诗歌之上。
正始时期曹魏政权转向衰微，从高平陵之变司马氏集团控制朝政，到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并最后取曹魏而代之的这十几年间，一直伴随着政治恐怖和血腥杀戮，仅高平陵之变这一次的杀戮就使天下“名士减半”（《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拥护曹魏政权而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和嵇康等，几年后又相继遭到杀害。士人在这种杀机四伏的环境中，时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许多人有一种“终身履薄冰”的惶恐（阮籍《咏怀》其三十三）。面对司马氏时代的来临，士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价值理想迅速分化：或投靠司马氏卖身求荣，或酣饮沉醉故作旷达以全身远祸，或保持人格尊严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不同的立场选择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命运：有人高升，如山涛；有人沉沦，如阮籍；有人被杀，如嵇康。
司马氏集团以冷酷残忍的手段篡夺政权，为了掩盖这种不忠不义的行为，为了给篡位制造舆论和进行粉饰，他们又竭力提倡礼法推崇名教，这样就造成社会上层的道德虚伪。名教与自然的学理争辩背后隐藏着政治权力的争夺。士人们并不想搅进政治的旋涡，当何晏等人以《老子》为根基的玄学在政治实践中陷入困境时，“以庄周为模则”的竹林名士聚集于河内山阳（《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随着玄学的根基由老子转向庄子，玄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也由国家的无为而治转向了个体的精神自由。与建安时期文人内在于曹魏政权不同，正始时期大部分文人与司马氏集团疏离或对抗，因而在阮、嵇的诗歌中很难听到建功立业的豪迈歌唱，很难感受到奋发进取的乐观精神。他们常常抒写超世绝群的理想，表现遗世独立的人格，而忧生之嗟与愤世之叹更是此时诗歌常见的主题，不仅阮籍诗中“颇多感慨之词”（锺嵘《诗品·晋步兵阮籍》），嵇康“集中诸篇”也同样“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另外，由于玄学的兴盛，阮、嵇等人既是诗人也是玄学家，玄学已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时诗歌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哲理化的趋向，“思”常伴随着“诗”，诗中有深微的体验，也有深刻的思考。这样，正始诗歌在六朝诗歌中别具风味，阮籍、嵇康等人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正始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生长于建安那个慷慨激昂的时代，“籍本有济世志”，史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晋书·阮籍传》）。他青少年时期就立志远大，并十分注重砥砺自己的品行和培养自己的才能：“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十五）“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咏怀》六十一）因身处“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是魏晋之间一颗痛苦的灵魂，“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晋书·阮籍传》）。阮籍的性格原本就很复杂，一方面他是时人眼中“至慎”的典范，另一方面史书又说他疾恶如仇；一方面“志气宏放”“有济世志”，另一方面又“傲然独得”“不与世事”。这养成了他双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为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立功扬名，鄙弃庄子逍遥放旷的人生态度，“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咏怀》三十八），同时又向往庄子逍遥尘外的人生境界，“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大人先生传》），认为汲汲乎富贵奔走于权门，“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咏怀》八十一）。
这样他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所抒写的情感内容也非常复杂，是他对时代与人生体验、感悟和沉思的结晶，忧生和讽世是《咏怀》的两大主题。颜延之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引）
“忧生”之作几乎占了《咏怀》诗的半数以上，其中有的写政治迫害的哀伤，有的写面对现实的恐惧，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咏怀》其三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
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咏怀》其十六
时令正值“朔风”“阴气”，四野是一片草木零落，繁华憔悴、凝霜被野的时候又恰逢洪波滔天，禽兽在茫茫旷野中飞驰，无处不阴森恐怖、动荡不宁，诗人描写这些景象到底喻指什么虽不能一一坐实，但从“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以及“走兽交横驰”“朔风厉严寒”等语看，诗中的人生感伤和身心“憔悴”可能都与他“身仕乱朝”的处境有关。由此我们能理解诗人大醉六十日逃避与司马氏联姻的苦衷，也能体谅他被迫为司马氏写劝进表的无奈。
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诗人，都留下了许多感叹时光流逝和人生无常的诗篇，而超越生死的途径不外乎两条：或是拼命享乐以挥霍人生，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或是建功立业以求不朽，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与之相应，有的诗歌放纵低沉，有的诗歌高亢壮烈。放纵也好，壮烈也罢，二者都找到了各自解脱生死的方式，而阮籍诗中人生短暂的喟叹又与社会迫害的恐惧连在一起，他不仅要超越生死的生理限度，还得躲避社会上人为的陷阱，“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咏怀》四十一），他既忧虑“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咏怀》三十二），时常“咄嗟行至老”（《咏怀》七十七），也担心“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咏怀》三十五），“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咏怀》六十九），对他来说，“人道”甚至比“天道”更加可怕，“忧生”与“忧世”紧密相关，这使他的生死之嗟更多了一层凄怆的情调：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咏怀》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
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
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
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
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
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
——《咏怀》其三十四
两首诗起笔都连用四个“一”字，节奏急促跳荡，显示了诗人内在情绪的紧张烦躁。“知谋苦不饶”流露了他无计挽颓年的绝望，“凄怆怀酸辛”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痛苦感受，“胸中怀汤火”则反映了他灵魂所受的煎熬，“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更流露了他内心的惶惶不安，这种不安、绝望和痛苦，既是对个人生死的体验，也是他畏世惧祸的结果。
阮诗的另一重要主题是“讽世”，即前人所说的《咏怀》“志在刺讥”。这些讽世之作大都写得扑朔迷离，很难指实诗中所讥刺的人事，只有少数作品才点明了所讽的对象，如：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