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坛上的代表无疑是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称出自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其实，将孔融放在七子中并不协调。第一，他的年龄比曹操还要长两岁，可以说是其他六人的父辈；第二，他的政治立场也与其他六人不同。他不仅未曾做过曹操的僚属，还多次嘲讽和反对过曹操，并最终被曹操所杀，而另外的六人则都为曹氏效力。再说，建安十三年（208）秋孔融被杀时，王粲还远在荆州未入邺城，应玚、刘桢也可能因年轻尚未入邺，邺下文人集团严格地说是在这一年才形成，孔融既未必愿意也没有机会参加他们的活动。刘勰在历数建安诗人时，就没有将孔融列入其中：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
这儿所列的十三位建安作家，三曹父子每人各用两句来论析，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都是“建安七子”之一，每人各用一句来评述，路粹（字文蔚）、繁钦（字休伯）、邯郸淳（字子叔）、杨修（字德祖）四人则每人合用一句来说明。每人所占的位置、篇幅，标明了各人在文坛上地位的高低和成就的大小。刘勰所论应该说较为允当，但“建安七子”已约定俗成，并为历代文学史家所接受，我们这里仍以“建安七子”为中心阐述建安作家群体，但不局限于这七人。
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约在建安九年曹操定邺之后，建安二十二年邺城发生疾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又与吴质书》），王粲也在这年死于征吴途中，次年繁钦病逝，建安二十四年杨修被杀，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后迁都洛阳，这时建安文人集团的骨干大都零落星散。这一文人集团虽然只历时十五六年，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基本集中了全国作家精英，且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杰作，并形成了鲜明的群体风格，而这一群体风格就是那个时代风格的代表，其创作实绩也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建安风骨”更是后世诗人效仿的典范。
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了却“带金佩紫”的夙愿，建安文人才聚于曹操麾下，繁钦《川里先生训》中的志愿道出了建安文人的共同心声：“处则抗区外之志，出则规非常之功，实哲士之高趣，雅人之远图。故吕尚垂翼北海，以待鹰扬之任；黄绮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赞。”曹操“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渴求贤才的态度，“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胸襟，以及士人“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现实，使邺下的文人对曹操充满了感激，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他们满怀热情地“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建安七子中以王粲（177—217）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邹县）人，出身于世家，曾祖、祖父皆为汉三公。粲少时就有“异才”之名，汉末大乱往荆州依刘表，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王粲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诗歌，或反映汉末战乱所造成的惨象，表现自己忧国忧民之情，或抒写流寓荆州的失意情绪，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如《七哀诗三首》第一、二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三首》其一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
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七哀诗三首》其二
前首写于汉末动乱时诗人“委身适荆蛮”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满眼都是白骨的惨象让人恐怖，“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妇人的号泣谁听了都会心酸。诗人选取白骨与弃子两个场面，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汉末的乱象和人民的苦难。何焯、沈德潜等人都说此诗为杜甫“三吏三别”之祖（参见何焯《义门读书记》、沈德潜《古诗源》）。后首写滞留荆州的孤寂凄凉，有志不获骋，有才不见用，望江望山听猿听鸟，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一不引起自己的羁旅之悲和思乡之情。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使这两首诗的情调哀婉凄怆，凄怆中又蕴含着除暴弥乱平定天下的热望。
归曹后他写了一些“述恩荣，叙酣宴”的诗作，如《公宴诗》说：“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可见他此时的处境与心境大不同于在荆州的时期，从诗中热烈的气氛和欢快的格调看，他对曹操坦露忠诚和极力奉承是出自真心。当然，后期写得最多的是对功名的追求，如《从军诗五首》：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
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
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
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
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
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
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
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
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
昼日献大朝，日暮薄言归。
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
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
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
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
熟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
——《从军诗五首》其一
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
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
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
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
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
恨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
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
许历为完士，一言犹败秦。
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
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
——《从军诗五首》其四
这五首诗几乎首首都有对功名的热望，有对曹操的赞美，对自己的期望值既高，用世之心更切。时时总把“圣君”曹操挂在嘴上，一时歌颂他的神威，一时又夸耀他的谋略，无疑有真心的佩服敬仰，可能也有图“表现”的现实考虑。如该组诗中第二首就说“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这里面有表态献忠的成分，也有为国立功的豪情。这几首诗格调高昂浑厚，节奏明快有力，写出了出兵与战争的声威气势。
王粲诗风前后期有所变化，锺嵘《诗品》卷上《魏侍中王粲》说：“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所论似主要就前期诗歌而言，流落汉南前后诗情悲怆幽怨，谢灵运也称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王粲》）。前期诗歌的确文辞秀逸而气势羸弱，归曹后的诗歌如《从军诗五首》等，则显示出某些豪健的笔力，就再不能说“文秀而质羸”了。
建安七子中另一位著名的诗人是刘桢（？—217），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山东省宁阳县）人。父刘梁为汉宗室后裔，东汉后期曾“以文学见贵”（《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桢少以才学知名，八九岁时就能诵《论语》、诗、论及辞赋数万言，能言善辩，与人争论应声而对，词锋锐利激烈。以文才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为人亢直而傲岸，曾因在大庭广众之中平视太子夫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