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独乐乐

　　随着时间的流逝，司马光好像真的忘记了天下国家、政坛纷争，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优哉游哉，自得其乐。他研究古典“投壶”游戏，亲自制定游戏规则，写文章论述游戏与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 他跟老朋友范镇书信往还，继续多年以前开始的礼乐讨论，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回到洛阳两年之后，熙宁六年（1073），司马光又在尊贤坊北面买下二十亩地，亲自设计、督造了一座小巧精致的花园别墅，取名为“独乐园”。独乐园中，既有“读书堂”以供骋思万卷，神交千古；又有“弄水轩”“钓鱼庵”可供“投竿取鱼”；复有“种竹斋”“浇花亭”，可以莳药草、灌名花、听竹赏雨；甚至还有一座高高的“见山台”，可以凭栏纵目、远眺群山。简直就是一处自给自足的桃花源。“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远远望去，独乐园中的司马光，清闲自在恍若神仙。

　　“独乐”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然而孟子的原意，却是反对独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迂叟啊，你这迂腐的老头，为什么要独乐呢？”司马光自问自答说：“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何况我这老头所乐的，“浅薄简陋粗野，皆世之所弃也。”即使捧着送去给人，人都不要，我又怎能勉强他们呢？若真的有人肯来与我同享此乐，我必定拜他两拜，把我的快乐捧着献给他，又怎敢独享呢？ 《孟子》又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司马光的独乐，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退而求其次”，在无奈的穷途里保持着积极的态度，退到最后，还有自己，然而也只剩下自己。

　　在洛阳，除了《资治通鉴》这部大书，司马光还编著了一部小书—《书仪》。《书仪》的内容是对各种礼的仪式规定，包括公私文书和家信的格式，冠礼、婚礼以及与丧葬祭祀礼有关的仪式。 《书仪》篇幅不大，内容琐细，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当中，却有着重要意义。文书家信是社会交往的书面表达方式，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又是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冠礼即成年礼，是男性获得完全社会人身份的开始。婚礼通过一对男女的结合把两个家族联结在一起，构成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丧葬祭祀之礼连接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慎终追远，让个人与家族获得了超越死亡、生生不息的意义。礼的核心是关系、等级和秩序，而仪式则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离开了仪式，礼就变成了空中楼阁，秩序亦将陷入混沌。而对秩序的尊重，是司马光思想的核心。司马光从来都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所制定的各类仪式，皆斟酌古今，既力求与儒家经典相合，又能做到因时制宜、实用简朴。朱熹就认为司马光的“祭仪”“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是七分好”。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修身齐家”始，以“治国平天下”终。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五十三岁退归洛阳，这三十三年中，他人生的主要目标是辅助皇帝“治国平天下”。退归洛阳之后，“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已不能伸张，于是便退回来，退回到个人和家族。他所要“修”的，不止自身；所要“齐”的，不止自家；他希望影响社会，为宋王朝做“修身齐家”的建设。进则能治国平天下，退则能传播文化、发展思想，教化乡里。苏轼高度赞扬了司马光对民间社会的积极影响，他说司马光“退居洛阳，往来（故乡）陕州，陕州、洛阳之间的人都被他的道德感化，师法他的学问，效法他的简朴”。 不能出而“治国平天下”则退而“修身齐家”，庙堂不可居则归乡行教化—到南宋，朱熹和他的同道与追随者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当然，他们人数更众，成就也更大。

　　只是，这哪里是司马光真正想要的生活？

　　忽作狮子吼

　　熙宁七年（1074）四月，在“以衰疾求闲官，不敢复预国家之议”整整四年之后，司马光再度上疏神宗，直指朝政缺失，对神宗和王安石的施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对于王安石当政六年以来的局面，司马光毫不客气地这样总结说：“六年之间，百度纷扰，士农工商四民失业，人民怨愤之声，让人不忍闻听；自然灾害之烈，古今罕有其比。”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司马光认为，正是王安石的独裁作风：

　　好人同己，恶人异己。……独任己意，恶人攻难。只要是跟他意见一致的，破格也要提拔；谁敢发表不同意见，灾祸羞辱随之而来。人之常情，谁愿抛弃福祉自取祸患，撇开荣耀甘就屈辱？于是天下急于富贵的官员纷纷来依附他，竞相劝说陛下增加对他的信任，听他的话，用严刑峻罚来杜绝异论。像这样的人，高官美差，唾手立得。几年下来，中央和地方掌握实权的职位上，就都是这一类人了。……

　　台谏官是天子耳目，其功能是规正朝政缺失，纠察大臣专权妄为，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现在也交给宰相来选人了。而那宰相专门任用他的所亲所爱，对他稍有违背，就加以贬斥驱逐，来警告后来人，其目的就是要找出最能阿谀谄媚的人来，为他所用。这样一来，政事的错误差失，群臣的奸诈，下民的疾苦，远方的冤屈，陛下还能从哪里听到看到呢？

　　派到地方巡视调查新法实施利害的使者，也是他所亲所爱的人，都事先秉承了他的意旨，凭借他的气势，来逼迫州县官员。他们掌握着州县官员的评价，而这评价可以决定州县官员的升沉。那些州县官员，对他们奉迎顺承都还来不及，哪还有工夫讨论新法实施利害、跟他对着干呢？所以，使者回来报告，一定是说州县两级都认为新法利民利国，可以行之久远。陛下只看见他们交上来的报告粲然可观，就认为新法已臻至善，众人交口称赞，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在外地的所作所为呢？

　　……（各级官员）不立即奉行新法，马上停职、换人。还有因为对新法不熟悉而误有违犯的，也会遭到停职处分，甚至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如此一来，州县官员只好奉行文书，以求免于获罪遭罚，不再留心民间疾苦。

　　（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

　　这就是司马光看到的，在王安石治下的朝廷国家的景象，重压之下，官僚群体万马齐喑，皇帝被蒙蔽，新政快速有效地推行，而它是否利民，却变得无关紧要。

　　司马光指出，想要走出当前困境，就必须从作风和政策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必须改变政治作风，开放批评，打通信息渠道，以便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司马光给神宗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执政，郑人聚集在乡校里议论纷纷，有人请求拆毁乡校。子产说：“为什么呢？……他们赞成的，我就继续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加以修改。乡校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拆毁它呢？我听说用忠诚善行来减少抱怨，没听过利用威权来堵塞抱怨。威权之下，难道不是能立刻终止抱怨吗？但这就像是防洪，大规模决口，伤人必多，来不及挽救；不如先开小口疏导洪流。对待议论，与其拆毁乡校，不如把我们听到的当做药石。”“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四年前，司马光曾经在信里给王安石讲过，王安石没有听他的。 那么，这一次，神宗会听他的吗？

　　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应当废除一切新法。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诸法，皆属“朝之阙政”，必须予以纠正，全盘废除。司马光还鼓励神宗“收威福之柄，悉从己出”，收回对王安石的信任，亲自主持政务，亲自选任台谏官，恢复批评纠错机制。

　　熙宁七年四月的这道奏疏，如金刚怒目，振聋发聩。闲居四年，已经安享独乐之乐的司马光，为什么会在此时忽然做此狮吼？

　　神宗的“求言诏”

　　作为皇帝的忠臣，君臣秩序的忠实拥护者，司马光早就明白一切荣耀归于皇帝的道理，如果皇帝不支持，臣子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当皇帝倒向王安石，一切皆不可为时，司马光只能选择放弃，退出政坛。在司马光的思想图景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能够让司马光再度奋发、积极进言的，必然是神宗态度的转变。

　　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八日，神宗颁布了一则充满悔疚的求言诏书：

　　朕道德修为不足，昧于致治，导致国家治理失衡，干犯阴阳和谐。去冬今春，旱灾肆虐，受灾区域广大。朕已下诏减撤日常菜品，避开正殿，希望以此承担罪责、消除灾变。可是时间过去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老天的正面回应，老百姓嗷嗷待哺，奄奄一息。朕夜半惊醒，恐惧不安，可是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诏书所遵循的逻辑，是早已被现代人所遗弃的“天人感应”学说。持续的旱灾代表着阴阳失和，而阴阳失和表明人间统治的失序，皇帝以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