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挫败

　　熙宁四年（1071）的春夏，对于司马光和宋神宗来说，都是一段艰难时光。

　　熙宁四年的正月初一， 身在长安的司马光无心过年，他奋笔疾书，为民请命，“昧死”请求神宗爱惜民力，切勿轻启战端。按照宋朝礼制，大年初一应当是正旦大朝会的好日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神宗会在文德殿上接受百官朝贺。在司马光的想象之中，这一刻，在开封，巍峨的文德殿上，必定是香烟缭绕，章服灿灿，欢呼阵阵，“万岁”之声响彻云端。

　　司马光断然不会想到，开封的新年同样寂静凄寒，这一年的正旦庆典并未如期举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载：“熙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上不视朝。”《宋史·神宗本纪》的记载基本相同。正旦大朝会取消，是极不寻常的事情，通常只有在皇帝“不豫”时才会发生。神宗为什么会取消这一年一度的新年庆典？《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都没有说明。根据此前此后的情况推测，神宗做出这项决定，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陕西、河北的旱情继续恶化，神宗要用行动对上天表示敬畏；第二，神宗的西北拓边计划遇挫，他心中忐忑。

　　神宗撇开王安石、亲自主导的西北拓边行动遭遇了严重挫败。熙宁三年夏，宋和西夏在边境地区互相试探，军事摩擦不断，互有胜负。宋军曾经连破西夏五个边寨，让神宗很是兴奋，下诏褒奖了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庆州知州李复圭。但是没过多久，西夏国主李秉常便亲帅大军，包围了宋军的桥头堡大顺城，夏军前锋进犯榆林，距离庆州城只有四十里，震惊了整个陕西。九天之后，夏军退去。李复圭受到了降级降职的处分。 这小小的挫败并未让神宗灰心，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韩绛的身上—熙宁三年八月，韩绛以副宰相的身份受命出征，担任陕西宣抚使；十一月，神宗改命韩绛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干脆将与西夏接壤的两个路的边防大权全数赋予韩绛； 熙宁四年正月，神宗又派人把诰敕送到陕西前线，“即军中”拜韩绛为宰相，排名且在王安石之上。

　　然而即便如此，神宗的心中还是不安的。二月十六日，他发布诏书，调低了陕西边防策略的基调：

　　诏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安抚、转运、钤辖司：近来守边将吏，有人贪功生事，妄起衅端，以开边隙。（相关人等）虽已经审查，降职责罚，恐怕还不能充分展现朝廷镇抚四夷的意思，因此必须特行戒谕。夏国有错，已不许其朝贡。命令逐路帅臣，自今日起，遵守约束，务求安静，监察约束缘边将吏，切勿主动挑衅，引发边境冲突。如稍有违，当行诛责。

　　事实证明，神宗的不安是有道理的。二月十六日诏书尚未抵达前线，十八日，西夏人便组织反击，攻陷了抚宁堡。宋朝新近从西夏夺取的土地、修筑的堡寨尽数丢失，更白白损失了一千多大好儿郎。三月，西北战区主帅韩绛“坐兴师败衂罢”，遭到贬官处分，调任邓州知州。 皇帝总是正确的，韩绛承担了贸然“兴师”的罪名。

　　危辱时代

　　好抖机灵的开封政治观察家在私底下不厚道地笑了：“韩绛吃了败仗，皇帝的心气儿短了，这下王安石更得意了！”听的人先是一愣，定神想想，恍然大悟，不住地点头。这话应当怎么讲？

　　跟司马光一样，王安石反对贸然出兵攻打西夏；跟司马光不一样的是，王安石并不反对出兵本身，他所反对的是缺乏战略眼光、没有准备的贸然出兵。同神宗相比，王安石在领土方面的心胸更远大，想法更扎实稳妥，他主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第一步笼络征服西夏周边的小部族，第二步对付西夏，第三步对付契丹，最终恢复汉唐旧疆。而实现这样一个大战略，必须建设强大的军队，建立雄厚的财政基础。如何建立雄厚的财政基础？那便是行青苗、免役、市易诸项新法。新法行而国家富，国家富而后可强兵，富国强兵而后可以对外。王安石的蓝图，神宗基本接受，可是他又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急迫，所以才会抛开王安石，派出韩绛宣抚陕西，自己坐镇开封，主导开边。神宗的这点儿小心思，王安石了如指掌，知道拂逆不得，所以事先并未着力反对用兵—他甚至还表示愿意亲自上前线，以示姿态。如今韩绛开边受挫，正好让神宗吃一堑长一智，自己老老实实地回到王安石的路线上来。

　　这番推演，听起来有欠厚道，可是仔细咂摸，也确实有几分道理。

　　开边受挫之后的宋神宗开始接受王安石的主张，把内政暂时放到了第一位，加大了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力度，力图扫清新法推行路上的所有障碍。二月，朝廷下旨处分阻挠青苗法的官员；三月，又派出使者巡行各地，纠察奉行新法不力的情况。 凡遭遇调查的，多难逃处分。比司马光资格更老的前任宰相富弼，就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遭到了贬官处分，而在此之前，富弼已经获得神宗恩准，回洛阳家中养病。 王安石的醉翁之意显然不在富弼，而在于一切反对派。第二年（1072）正月，京城开始设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后来，王安礼做开封知府的时候，“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家”。神宗下令开封府“亟治之”。王安礼顶住压力找到了诬告之人，“即枭其首于市，不逮一人”。 王安礼之所以敢如此、能如此，显然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拥有神宗毋庸置疑的信任—换一个人做开封知府，可能就血流成河了。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那些自以为置身事外、洞若观火的政治观察家，也都闭紧了嘴巴，哪怕在自己家里—隔墙有耳，言者获罪。

　　一个“危辱”时代已经降临，大宋政坛，寒意渐深。“危辱”二字，出自司马光的诗《初到洛中书怀》：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未逢危辱”，是隐晦的说法。“危辱”在司马光身后已经影随多时。离开永兴之前，二月份，陕西转运司接到中央命令，调查司马光治下的永兴军官吏执行农田水利法不利的问题，一经核实，严加惩处。 司马光走后，八月间，中央调查组空降陕西，“体量陕西差役新法及民间利害”。 矛头所向，仍然是司马光。司马光虽然遭受调查，却并未受到进一步处分，所以，如果跟富弼相比，也可以说是“未逢危辱”。

　　勇敢者的墓志铭

　　洛阳，这个距离开封并不遥远的地方，正在成为一个危辱孑余聚集的城市，“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 司马光的前辈富弼、同辈吕诲都已经先期回到洛阳。这里还有著名的处士邵雍（1011～1077）。想要找人谈谈学问，再没有比洛阳更好的地方。如果你忘记开封，忘记天下国家，那么，洛阳就是天堂。可是这世上哪有天堂？天下、国家又岂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为司马光作行状，说他退归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事”者，国家事，天下事，事关神宗的朝廷、王安石的政府。是的，他不再给皇帝上疏，也不再给王安石写信。然而，在某些私人性质的文字里，国家事、天下事还是会忍不住跳出来，让我们看见司马光的真心。

　　这些私人性质的文字，便是墓志铭。墓志铭为死者而作，记录死者生平，表彰死者德业，同时承载着生者的思想与情感。墓志铭的作者，通常是死者的亲人朋友。因此，于作者而言，写作墓志铭本身就是一场悲伤的告别。熙宁四年一年之中，司马光竟然不得不接连作了两篇墓志铭！

　　一篇是给他的岳父张存。老人家已经八十八岁了，退休之后在老家冀州颐养天年。皇帝恩宠，把张存的独子保孙安排在冀州做官。保孙孝顺，把老人家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帖帖，三个女儿女婿又时常派人送信来问寒问暖，张存这一辈子，真可以说是没什么可遗憾的。司马光对岳父的感情是超出一般翁婿的，想当初，司马光才十六岁，张存一见之下，就主动提出把女儿嫁给他，那份知遇之恩，司马光没齿难忘。他恨只恨自己还挂着西京御史台的闲职，不能亲往河北为岳父送葬。这篇墓志铭，司马光写得情真意切，他叙述张存早年的功业、晚年的幸福、为人之忠孝笃厚、看人的眼光之准确，字字句句，皆见真情。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篇私人文字、感情之作，可是细读之下，还是会发现家国情怀的流露。司马光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张存）临终前一日，呼门生问西边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无复变更否。

　　张存过世前一日，距离开封得到抚宁堡陷落的消息已经过去了五天，而张存尚未得知。 在司马光的笔下，张存至死都在忧心国家，不放心西北用兵与新法，而这也是司马光所担心的。

　　如果说《张存墓志铭》中的忧国之情还只是不经意间的流露，那么，《吕诲墓志铭》则简直就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王安石的檄文！

　　吕诲是谁？最早站出来预言王安石终将误国，“以之为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