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会议

　　熙宁元年（1068）八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王珪，商量南郊赏赐方案。曾公亮代表二府大臣推辞南郊赏赐之事，学士们此前已经讨论多日，论理，应当已经达成一致，此番上殿，只须拿出一个议定的方案来供皇帝拍板即可。可是，讨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越发激烈了。在延和殿上、皇帝御前，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这场辩论，说小也小，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过是一次南郊大礼几万银绢的去向；说大却也真大，就是在这场辩论中，司马光头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深刻分歧。同样是在这场辩论之中，王安石说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说出了“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后来的历史学者常常引用这两句话，来论证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理财观念差异。

　　任何话语都是具体环境的产物，而当时话语能够抵达今天，被我们读到，必然经过多重记录传播，中间难免好恶偏颇。那么，这两句话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中说出来的？它们又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应当怎样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

　　延和殿会议的结果简直是个谜。神宗的态度似乎是在司马光这边的—在之前的单独交谈中，他对司马光说过“朕意亦与卿同”；在延和殿上，当着众位翰林学士的面，他又说过“朕亦与司马光同”。可是，在最后成文的皇帝批示中所表达的，却是王安石的意见。为什么？最直接的解释是王安石凑巧是那天的值班学士，皇帝批示由他亲笔起草，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王安石胆敢篡改圣意吗？

　　还是让我们回到延和殿，且看当时场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面站立，言语往还，思想交锋，有时呼吸急促，态度激烈；神宗端坐御榻，身体前倾，聚精会神听讲，认真快速思考，目光中时有火花迸出；旁边还有一个王珪，始终面对皇帝站着，半躬着上身，保持着谦卑和顺的表情。

　　会议一开始，司马光首先发言，重申自己的观点：“如今国家用度不足，灾害又接连而至，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必须裁减不必要的支出；而裁减不必要的支出，就应当从高官近臣做起。二府大臣主动辞让南郊赏赐，陛下自当接受，成全他们的忠君爱国之心。”

　　翰林学士之中，司马光是唯一支持二府大臣辞免南郊赏赐的，“独臣有此意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两天之前，他曾经单独上札，以书面形式向神宗陈述自己的理由。而神宗也在二人的单独谈话中表示过：“朕的意思也跟你一样，接受二府大臣辞让赏赐，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成就他们的美德。” 所以，在上殿之前，司马光认为，他有充足理由相信，神宗将会力排众议，接受自己的建议，大幅裁减高级官员南郊赏赐额度。

　　司马光话音刚落，王安石随即反驳道：“我大宋国家富有四海之地，大臣的南郊赏赐，明明花不了几个钱，却吝惜不给，省下这几个小钱，不足以让国家富裕，只会白白地损伤我大宋体面。唐朝宰相常衮嫌宰相食堂待遇优厚，请求辞让，当时的人都说那是因为常衮知道自己配不上宰相的高位，既然如此，就该直接辞职，而不是辞待遇。如今二府辞南郊赏赐，道理是一样的。”

　　常衮的故事

　　常衮（729～783）的故事尽人皆知，之前的讨论，各位同僚也都是在拿常衮说事儿。司马光究心史学，比旁人更了解这个故事。常衮是唐代宗的宰相。唐朝各衙门都有食堂，单位提供工作午餐，宰相食堂的饮食更是格外丰盛。代宗时，皇帝为示笼络，又给宰相们每天额外赏赐“内厨御馔”，份量之大，足够十人饱餐，根本就是浪费。这份“加菜”，常衮上台之后，主动推辞，从此彻底取消。常衮又认为宰相食堂的待遇本身也过于丰厚了，于是提出缩减，结果却遭到了一片讥讽之声，最终未能实现。与同时代的宰相相比，常衮所得的评价不高， 这件事显然“减分”不少。

　　反驳常衮的话，说得最响亮的他的前辈张文瓘（606～678）：“宰相食料丰厚，这是天子对中枢的重视，给贤才的待遇，咱们要是担不起这责任，就该主动引退辞职，不应该省下这点小钱来给自己博取名声。” 也就是说，宰相食堂的优厚待遇，既是国家对宰相超大责任与超高能力的回报，又是宰相地位与国家体面的象征，职位、责任与待遇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位可辞，饮食待遇不可辞。张文瓘的话博得了当时与后世的一片喝彩。王安石引用常衮故事的用意也正在这里。那么，司马光是怎样看常衮故事的呢？

　　后来，在《资治通鉴》的正文中，司马光如实记录了当时人对常衮的讥评，又在后面以“臣光曰”评论道：

　　君子以无功受禄为羞耻，常衮辞让厚禄的行为，是有礼义廉耻的。跟那些一味贪恋权位俸禄的人比起来，不还是强很多的吗？！《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像常衮这样的行为，“亦未可以深讥也”（也不能过分非议）。

　　“亦未可以深讥也”，便是司马光对常衮此举的态度。司马光所追求的是一种合乎礼义秩序的中和之道。具体到二府大臣辞免南郊赏赐这件事，他的态度正是如此。在之前与司马光的单独谈话中，神宗曾说：“不如干脆（全盘接受曾公亮的请求），取消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司马光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南郊赏赐，连普通士兵这么卑微的群体都能沾润，公卿大臣反而没有，恐怕‘于礼未顺’。”在司马光看来，一切选择都应当以礼义为归依。公卿大臣的待遇、特权是礼义秩序的一部分，皇帝无权剥夺；而公卿大臣的待遇无论何时都应当超过普通士兵，这也是礼义秩序的应有内容；当然，公卿大臣也应当负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主动为皇帝分忧。因此，关于南郊赏赐，司马光主张包括二府大臣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减半赏赐，既可保全国家体面，维护礼义秩序，又可节约财政开支。

　　小钱当不当省

　　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总额，司马光算过账，按往年的惯例估计，大约在二万银绢左右。的确不是个大数目，省下这一笔来，也“未足以救今日之灾”，不能彻底改变财政状况。那么，是否就可以像王安石说的，“我大宋富有四海”，区区“小钱”就不必俭省了呢？

　　司马光认为，这绝对不可以。第一，这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只算经济账是不对的。二府大臣辞让南郊赏赐，是君子忠君爱民的义举，（有限度地）接受它，既可以面向全社会宣示高层厉行节约、共济时艰的决心；又可以为整个官僚集团做出表率，为接下来的财政节流改革开路，“希望国家能借由此事筹划削减其他不必要的开支”。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第二，这一笔小钱不必省，那一笔小钱不必省，那么，还有什么是能省的？“你要削减皇帝的供奉之物，就会有人说‘改变制度，削弱排场，不是荣耀国家的做法’；要削减大臣的无功之赏，就会有人说‘省下来的也没多少，反而损害了体面，不是优待贤人的做法’；要削减官僚集团的多余开销，就会有人说‘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恐怕滋生事端，不是安定团结的做法’。照这样说来，国家就永远也不可能削减财政支出，小老百姓也就永远也不会有休养生息的那一天了，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鱼尽而后已！”第三，司马光相信，“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 凡是发布恩惠好处，应当优先考虑地位低下的人；而厉行节约，则应当从地位崇高的人做起。地位与社会责任挂钩，这才是儒家精义。

　　惊人之语非故作

　　王安石侃侃而谈，司马光仔细倾听。王安石的说法，司马光并不感到惊讶，他相信神宗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王安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司马光悚然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安石说了什么？

　　王安石说：“且用度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国家用度不足，财政困难，不是当今的紧急事务。

　　这是什么话呢？宋朝的国家财政早已是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司马光还记得，仁宗晚年在三司共事的时候，王安石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众人并无两样，他上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不也说“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 吗？如今八年过去，经过仁宗、英宗两次国丧，耗费巨大，又遭地震水灾，雪上加霜，“内外公私财费不赡”。王安石凭什么说“用度不足非急务”呢？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

　　司马光奋起反击：“国用不足的状况，从真宗末年就已经开始。近年以来，愈演愈烈，你凭什么说这不是急务呢？”

　　司马光的反应，似乎早已在王安石预料之中，他回答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

　　“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提高了声调，“不过是以苛刻繁重的赋税来榨干老百姓的财富罢了！可是那样一来，百姓穷困流离，沦为盗贼，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司马光看来，再高明的理财者也不过是理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