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珍宝岛事件”的第二年。现今大学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那一年刚出生，所以就未必很知道“珍宝岛事件”是什么“事件”。他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年他们刚出生嘛！再说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备考复习提纲中，想必又没这个。再说他们现今知道的许多事情或事件，我们不是也不知道的吗？

　　管他什么事件哪，不知道就不知道。地球挺大，热热闹闹地存在着一百几十个大小国家，密密麻麻的几十亿人口，昨天和今天，总有些事件什么的发生。一言以蔽之，那一年是中国和苏联因为黑龙江上的一个岛子大动干戈的第二年。那一年我和一个班的“兵团战友”在黑龙江边打马草。当然是我们这一边。当然是秋季。

　　除了一个班的“兵团战友”，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当我们的伙夫。老头儿姓严，我们就叫他“老严头儿”。按说五十岁的人，够不上被叫“老头儿”的资格。他面相老，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我们这些浑身学生味的少年，也就突破岁数资格，“超前”地管他那么叫了。他呢，并不觉得我们糟践了他的形象，并不像城里人那么小心眼儿，暗自难过。依我们看来，他挺乐意接受“老头儿”这种称呼。我猜大概他是这么想的——何不落得个倚老卖老呢？故我们叫他“老头儿”时，他总是有答有应的。

　　晚上，江边一片寂静。那种寂静，才真叫是寂静哪！耳边只有汩汩的江流之声。除了江流之声，再任什么声音也甭想听到。人坐在帐篷外，觉得天地之间没有了自己这么个人似的。你明明是被那种静给蚀掉了，就好比一块糖一粒盐溶解在了一杯水里似的。天渐渐地黑下来，往咱们这边回望，也望不见个灯火，仿佛地球就没有过灯火似的。最近的一个连队离我们二十多里，它的灯火被山挡住了。人在天黑以后，总想见灯火的，大抵如此，因为你知道，灯火毕竟是存在的。回望，望不见，于是呢，我们就只有望人家那边儿的份儿。隔着江望人家那边，江对岸有个村子，当然是人家的村子，当然是句废话，废话有时也有独特的意义。我想强调的是，望着人家的村子时，很希望那不是人家的，而是我们自己的，中国的。这绝不等于我们的潜意识里有侵略的野心或本能。恰恰相反，那一时刻，我们都是最最虔诚的和平主义者，世界大同主义者。没有战争，没有敌意，甚至国与国之间也没边界，自由往来，那将是多么的好呢？战争这玩意儿，归根到底，是不美妙的游戏。没边界，不也就同时没了侵略或反侵略的军事行为了吗？没边界，我们不是可以划船到江那边去了吗？在百无聊赖的晚上，划船到江那边，迈入某一户人家，对主人说：“嘿，我们来了，还没吃饭呢！”于是受他们的女主人热情之至的款待；于是和他们的男子汉们开怀对饮；于是和他们的姑娘们眉来眼去，语言不通，眉来眼去则便既正常又有情趣；于是逗他们的孩子玩耍。谁敢说这么着不好？谁说这么着不好难道不是假正经伪君子吗？皇天后土，我们当时内心可都是这么想的！

　　也许只有老严头内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儿子死在珍宝岛的枪林弹雨中。他也常常和我们一样，呆坐在帐篷外，吧嗒吧嗒地咂着烟袋嘴，眯起眼睛望江那边的村子。谁也不清楚他内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也许想怎么样能过到江那边，放把大火，将那村子烧成一片火海？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我们望着江那边的灯光，望着一束束笔直升上夜空的炊烟，望着炊烟中万万千千的柴火星儿在夜空闪现和消失，闻着随烟从江那边飘来的松脂味儿，听着拖拉机起动或熄灭的马达轰鸣声，听着狗吠，听着牛叫马嘶，听着他们的女人们对牲畜的吆喝，真他妈的想家！

　　于是我们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反修”归“反修”，禁不住“革命歌曲大家唱”。只不过“莫斯科”唱成“哈尔滨”罢了。老严头知道莫斯科是他们的首都，所以那一句是非改唱不可的；不改唱，怕刺伤了他的心，也怕他向连里汇报。刺伤一位在中苏边境战事中牺牲的烈士的父亲的心，我们自己也认为太不人道。何况那场战事是一年前的事，并非一百年前的事……

　　白天却好打发多了。上衣扎在腰间，赤膊抡起钐刀，机械地只管一下一下抡，也就顾不得想家、想和平问题、想世界大同等等。草一大片一大片地在身旁躺倒，身后铺下一条绿毯，蛮富有劳动的诗意的。

　　中午不睡觉，困也不睡，跑到河边去洗衣服、洗澡。没有姑娘存在，小伙子大抵是不计较卫生的。谁见过几个男性劳动者，见天价像一只浣熊似的，稍有空就蹲在江边大洗特洗呢？坦白讲，还不是因为江那边也有人洗衣服，而且是女人，而且是姑娘和少妇们。奇怪得很呢，从不曾见过他们的老女人们到江边洗衣服。兴许他们那年代家中就用上了洗衣机？果真如此，那么他们的大姑娘小媳妇又何必到江边洗衣呢？不明白，至今也是个不明白。语言不通，当年也就没问过。排除语言障碍这一点，当年也是不好问的。怎么问？——“喂！你们的母亲婆婆们为什么不到江边洗衣服？”——不是傻青冒傻气吗？再说，江对岸若真是他们的老女人在洗，我们往江边跑干什么？不也是傻青冒傻气吗？

　　隔着江面，不太宽不太窄的一段江面，互相望着，手里洗着，依依一江带水情，遥遥相望锁唇舌，不浪漫也够浪漫的啦！她们三五一伙地，将盆沿的一边卡在腰际，穿着各色的“布拉吉”，一群活泼的麂子似的从村中走来。下身被绿的草和灌木丛隐没着，望去就好像游来的，并且唱着歌。我们的报纸告诉我们，他们的西红柿已经八个卢布一斤了，那还唱歌，足见俄罗斯民族是个多么乐观的民族。而老严头告诉我们，人家的西红柿没那么贵，八个卢布一公斤，其实是四个卢布一斤。我们的报纸太马虎，少印了一个字，就给人家提高了一倍的价格。并且呢，四个卢布一斤是在城市，在农村，和我们一样，西红柿并不算稀罕的东西。又足见老严头是个很正直的人，不因自己的儿子和他们的军人打仗死了，便造人家的谣。老严头认为，两个国家好比两户人家，好，就常来常往，以情还情，以义还义；不好，少来往或不来往就是了，管人家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打仗归打仗，专论打仗谁有理没理就得了呗。人家的西红柿就算贵，又没端着枪架着炮强迫中国人买啊！我们便觉得老严头这么正直，挺可敬可爱的。

　　她们出现在河边时，若望见对岸的我们，往往主动打招呼，挥手，有的甚至隔着江，向我们掷过来一串串飞吻。我们很原则，不接“修正主义”的吻。“修正主义”者们的女性，那吻不就等于是“糖衣炮弹”吗？不爆炸也是炮弹哇！岂敢接啊？不接，吻便落在江中，沉没江底了，连点水花儿也不溅起来。细想想，都是实实在在的吻，人家诚心诚意地掷过来，从没打手势要求过什么回报，也不要“回扣”，不接，纷纷地落在江里，被鱼们白捡了去，真是怪可惜了的！

　　她们还怪近便地喊“喝了少”。“少”喊成“勺儿”，发着甜蜜的儿音——大概不是她们的标准话，然而那么好听。也许实际上并不见得多么好听，乃是由于我们长久听不到女人声音的缘故吧！其实呢，说长久未免夸张，我们不过才离开连队个把月的光景。

　　有来无往非礼也——小人才那样。我们当然都不是小人，于是她们往江这边掷吻，我们往江那边扔石头。击起水花溅她们。她们喊“喝了少”，我们喊“打倒修正主义”。她们便十分高兴起来，又是一番招手，挥手帕，掷吻。她们显然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却能理解她们的手势——无非要友好，不要仇恨等等的。

　　孔老夫子虽然是中国的圣贤，但却说过很不怎么样很没水平的话，比如“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一句，后来又被中国的些个心怀叵测的大夫或曰知识分子们加以发挥，成了“天下的事往往由于女人们搞坏了”的意思。这的确是很他妈的。不但女人们有理由抗议，公正点儿的男人，比如我们吧，也认为是屁话。其实呢，搞坏了天下的女人是极少的，且大抵在中国。比如吕后，比如江青。他们苏联历史上也摊着了一个坏女人——叶卡特琳娜便是。更多的情况之下，天下事是由天下的男人们搞坏的，而女人们希望将男人们搞坏了的事，再搞好起来。比如江对面那些苏联姑娘和少妇。由于女人而引起战争的事更其不多。众所周知的只有一次，那个女人叫海伦，并且归根结底，罪过不在美丽的海伦，而在于好色又夺色的男人们。鲁迅先生是批判过孔夫子的。文章千古事，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们当然是敬仰先生的，所以呢，在对“敌邦”的那些个农家女们高喊“打倒修正主义”的间隙，免不了也忘情地喊一通“向妇女同志学习”，“向妇女同志致敬”，可惜她们照例听不懂。与她们掷过来没人接的吻同样可惜，弥补遗憾的措施，便是接着喊一通“女人乌拉”！“乌拉”尽量喊出俄语的发音，她们还是个似懂非懂。直至后来，干脆一见了她们，只喊“乌拉”。这她们便明白了——见了她们我们是多么的高兴！于是她们也喊“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