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叫松树沟，是北大荒最偏远的一个极小极小的村子，距县城二百八十多公里，到最近的邻村去，也要走一上午。

　　松树沟地处两山之间的坡谷，没有一棵松树，却被稀疏的柞树林包围着。一条季节性的小河流过村边。河岸的草地上，长着一丛丛的苦艾。每到五月节的清早，孩子们都踏着露水去采回一把，挂在房门上、窗檐下，闻着那带着中药味的香气，可没有人去尝一口，因为它的叶和茎，是那么苦涩……

　　每年开春雪水下山，这个小村子都会遭到一次无情的冲荡。那时节村人们就到山上去躲几日，劫难过后，再回到村里来。年复一年，这小村子竟被冲荡得像颗卵石，分不出个村头村尾，也没一条像样的村路。

　　然而，那里的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想到迁居这回事，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怂恿过他们。他们准是舍不得丢弃坡谷外那一望无垠的沃土。他们世世代代的汗水淌在那片沃土上。松树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角，仅有二十三户人家，百来口人。和我一块到那里插队落户的，是我的同学李鸿元。我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富于幻想而且具有探险精神。我从小多愁善感，珍惜友谊。跟随他我敢于赴汤蹈火，去最原始的地域。

　　我们两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突然有一天双双出现在这样一个旷世荒村里，并且口口声声要扎根落户，使那里的人们感到大为惊奇。我们像火星人一样被围观着。

　　男女老少，一致地公然地嘲笑我们的小白脸。生产队长，一位六十多岁，颇见过些世面的，看得出在村人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长者，不失礼数但又相当矜持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传达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知道的。”他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你们可以在这里落户。”

　　于是，我们就成了这里的村民。村里的人们普遍对我俩相当客气，相当尊敬，却又保持着一段难以缩短的距离。第二年，在我俩的提议下，村里办起了小学校。我当了小学校的教师，李鸿元当了村上的会计。也是那一年，春梅子成了我的学生。她已经十七岁了，妩媚动人。一张标准的鹅蛋脸儿，下颏尖尖的。整齐的刘海儿严密地覆盖着前额。两条眉毛又细又长，不浓不淡，弯弯的，眉梢略微上挑着，括住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那双眼睛黑白分明，眸子中闪耀着山村少女单纯而略带野性的光芒。

　　她的身材既苗条又挺拔，像一棵小白桦树。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姑娘。造物主似乎有意将自己的杰作藏匿在这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小小村子里。她像一朵野百合……她的父亲郑传发，五十来岁，老实，愚钝，窝囊，是村里的大车老板。她的母亲，比她的父亲小十几岁，有些姿色，轻佻，风强，没真心和她父亲过一天正经日子。村里找不出几个男人没被那女人诱惑过勾引过。用村里人的话说：“那女人！你吹她一口气，她就落你一脸灰！”她名声虽然不好，但男人们都爱围着她打转。郑老板非常惧怕他的女人。有一次，那女人正和一个汉子在家中厮混，被郑老板偶然回家无意撞上了。那偷人家婆娘的汉子拎着裤腰，“嘿嘿”笑着当面扬长而去。那女人恶声恶气地骂他：“死鬼！谁叫你偏偏这早晚家来的！”他却低声下气，讷讷地回说：“我，我不知道你们有事。我……家来……吃饭……”

　　春梅子身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孩子一个模样，毫无同胞的面似之处。人们都说，她那些弟弟妹妹，没一个是郑老板的。甚至还有人说，十七年前，有一个收山货的外地人来到松树沟，在郑老板家住过一宿，临行留下一双皮鞋算宿钱，不久春梅子她妈妈就怀了春梅子。这事儿没有真凭实据。但前几年一向不肯花钱穿戴自己的郑老板，却穿过一双半新不旧的牛皮鞋，倒并非无中生有。

　　摊上这样的爹，这样的妈，这样的一帮弟弟妹妹，春梅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可想而知的了。她发育得成熟，亭亭玉立，俊俏撩人，无论出现在哪里，一些心术不正的男人们，目光都黏在她身上。关于她的种种风言风语，便像口头文学一样，日日翻新地在当地村人中流传。

　　然而我和我的插队落户的伙伴，对春梅子却并无恶感。她是全村除了穿开裆裤的孩子们以外，唯一的一个主动接触我们的“大人”。这一点对巩固我们在此地扎根的决心是非常必要的。她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外来人的存在，在全村人都有意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的情况下，毕竟是值得我们自慰的。何况她每次来到我们的住处，都会给我们带来榛子。令我们不开心的是，她叫我们“小白脸”。

　　她一来，就坐到我们的窗台上，背倚窗框，两脚并放，双手抱着膝盖，开始向我们提她的“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城里人，一男一女在街上走，不是搂着就是挎着？还穿高跟鞋，咯噔咯噔的，真的吗？”

　　“你们也跟女孩子们那个样在街上走过吗？比如你们的姐姐妹妹。”

　　她经常提出这一类令人发窘，令人啼笑皆非，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仿佛在她的想象之中，城市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城里人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人，城里发生的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时，她也不提出什么问题难为我们。她就那样子靠着窗框，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台上，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凝视地眺望着谷口，眺望着黄昏后谷口迷蒙的晚雾，眺望着谷口外荒寂的莽原，嘴里将榛子壳咬得“嘎嘣嘎嘣”响，眼中闪耀着奇妙的神采……

　　在我当上小学校的教师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我把她得罪了。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她把我惹恼了。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她竟也像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似的，一本正经地坐在教室里。

　　我诧异地问：“春梅子，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她回答：“我上学。”

　　“别胡闹，你都十七了，还上什么学？再说，我也教不了你！”

　　她不吭声，仰起脸，眼睛盯着顶棚。

　　“快出去，我要上课了！”

　　她一动不动，坐得稳如泰山。

　　“春梅子！”

　　我火了，走上前，拽住她的胳膊往外拖。

　　她一甩胳膊，虎视眈眈地瞪着我，忽然骂了我一句：“小白脸！不许我上学，我还不稀罕让你教呢！”她从教室里跑掉了。我开始上课了。我对孩子们说：“同学们，我姓梁，今后你们叫我梁老师……”“啪”，什么东西打在我的额角上，低头一看，地上滚动着一棵松子。我接着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课，第一课先学一个‘人’字……”“啪”，又一颗松子打在我鼻梁上。这一次，我清楚地看到，春梅子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纸筒，在窗前一闪。所有的孩子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我心里把春梅子恨得咬牙切齿。从那一天起，她不再到我们的住处去玩了。春梅子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在几个月后全村的新年娱乐晚会上。所谓娱乐晚会，不过是这里的村人们集体开心的一种名正言顺的方式。除此而外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都依赖于半导体，而那玩意又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没有比松树沟的人们对样板戏再熟悉的了！大人孩子们都整段整段地唱，是天天听半导体的普及结果。

　　不知某些人出于什么心理，显然事先串通好了，在那种公开的娱乐场合起春梅子的哄：“春梅子！来一个！”“春梅子！露一手！”“春梅子！……”她被几个人从座位上扯起来，强拉硬拽地推搡到了台上。她从土坯垒的台上跳下来几次，几次又被人推了上去。

　　她终于明白了那些人是在有意耍弄她。她在土坯台子正中站定了，把长辫子使劲儿朝背后一甩，咬着下唇，镇定了一刻，眸子咄咄地盯着那几个存心耍她的人，问：“你们，要我来什么？”“学猫叫春！”“学公鸡打鸣！”“嘻嘻！……”“哈哈哈哈！……”那几个人开心了，发出放肆的，获得了某种满足的大笑。我，不无同情地望着春梅子孤立无援地站在土坯台上，觉得她真可怜。她的父亲郑老板，就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小凳上，竟也发出了两声“嘿嘿”的蠢笑。这当父亲的人口中发出的笑声，令我感到非常刺耳。我很难理解。他亲眼见自己的女儿如此这般被人捉弄耍笑，到底有什么开心的？他好像要回答我似的，朝后扭转头，分明颇得意地又“嘿嘿”笑了两声，说：“我家春梅子，才不惧这一套呢！”坐在我身旁的李鸿元，低声嘟哝了一句：“庸俗透顶！”老队长站起来了，严厉地大声制止：“胡闹！这是娱乐晚会！不是耍狗蹦子！春梅子，你下来吧！”“不！”谁也没想到，春梅子会这样回答。“我来！”她大声说：“我来捉鸡！”队长火了，呵斥：“你这丫头！不识好歹！什么捉鸡捉鸭子的！给我马上下来！”“就不！”她在台上跺了下脚。李鸿元捅捅我，小声问：“她要干什么？捉鸡？……”“谁知道！活见鬼！”我也不知道她要捉什么鸡，只是越发觉得，由于她自己的固执、倔强，使自己陷入了更让人可怜的地步。“你！队长叫你下来，你就下来呗！你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