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课室
金钱太少,牢强太多
又是一个大清早,我提着两箱行李,到机场。父母亲送行。本来打算Che之后饮茶,好好聊一下。但检查行李的笨机器又坏了,弄了好久,匆匆忙忙赶上机,聊不了。好多话压在心头没机会讲。
悚然心惊。原来不是永远有机会从容的。
这一秒不说,不一定有下一秒。
“许多人说:不要急,等我老了,快要死了,自然会相信上帝。是吗?你真有机会从容地在死前说我相信?你怎知道何时死?怎样死?”我想起一位牧师在礼拜日早上对我说的话。
竟然在Che时碰见Lawrence。搭同一班机去东京,他转去芝加哥,我转飞麦迪逊。四年前去芝加哥正是Lawrence接的机。不认识他,朋友辗转介绍,他就来了。帮了很大忙,照顾周到,连开车也是他教的。
两年不见,没有太多共同话题,可是一颗心暖暖的,在喉咙内打转的千言万语其实都只是一句话:多谢你照顾过我。
“得人恩果千年记,得人花戴万年香。这种朋友是不该丢的,要交一辈子。”母亲又讲她的报恩论。
母亲还有一句常挂在口边的话:“既愁千年无米煮,又怕无命享千年。不知足的人一辈子苦,自找的。”
啊,我的母亲。
中西部下大雨,飞机降落到一半,往回升,左摇右摆续飞五十分钟。照例,我吐得一塌糊涂,而且是唯一呕吐的人。
幸好我捡回下一秒,有机会继续讲我想讲的。
晕机的感觉久久不去,在昏眩之际写稿,胃里一阵翻腾,想呕。而我的脑汁早已在呕,正在呕。
亦舒说的:“我的金钱太少,时间太多,唯一合逻辑的做法便是以时间来换取金钱。”我的情况:我的金钱太少,想发的牢强太多,唯一合逻辑的做法便是以牢强来换取金钱。而他们竟然答应。
亦舒/依莎贝写的杂文我爱死了。可这回在港再看依莎贝,只觉她在乱写。我甚至想到,会不会是有人代笔?怎可能?怎可能?后来一想,可能是做了母亲的缘故。做了母亲,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其他都不在意了。
台湾有位歌谣创作者叫陈明章。
以前有位歌谣创作者叫陈达。
有一次,陈明章在“啤酒屋”喝酒,听到陈达唱的《思想枝》,他忽然不自觉地掉着泪水,口里喃喃念着:“我哪会追得上陈达呢?”我曾经对亦舒的《自白书》有此感觉。
曾经。
这趟回港,我拼命看报纸专栏。每天出门买多份报纸,读遍副刊。始终认为李碧华第一名。
为什么读这么多专栏?他们给我信心,让我敢写下去,一直写。我写得再差再随意,也不至于像他们吧?
陈任为什么写来写去的都是饮饮食食呢?台北哪家店的烧鸭香,香港哪家店的卤味好。大不了再谈一下带歌星去内地搞慈善演唱会。他当年还算是编过《中国学生周报》啊。难怪是最后一任主编。
我常认为:如果认为我嚣张,可以不看。
恐惧考古
一
对于写作,我是恐惧的。
每次在清清白白的纸上涂涂写写,总是,总是,开始时候高高兴兴,结束时候有说不出的悲哀。我总写不出自己想写的,总写不出心头那份,嗯,那份感觉。字是写了一堆,但那不是,我知道的,那不是。
我无法明明白白告诉你到底不是什么。我写不出如何写不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我是矛盾的。你没看过我写的文字?啊,这个人。你喜欢我写的文字?呸,这个人!
弗洛伊德的犹太老笑话:我不会加入一个连我这种人也愿意收作会员的会。
伍迪·艾伦用它来形容自己的爱情观。
这却是我对自己作品的观感。
“有一段日子,我想过以写作谋生,可是一想到一些编辑的约稿指示就打消了念头。有时甚至像伍迪·艾伦抬头给天空上的母亲训话那样,无法跟上面的编辑表达卑微的想法。”(《暗号》,叶德辉)
这段话我一读再读。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前日收到S寄来的杂志,读了自己的稿子。居然多了两个标点符号,少了三个字,分了两段不该分的段。
愚蠢的人们啊,什么时候才学会什么叫作尊重?什么时候我们才停止无谓的争吵?我总是有着不该有的自制。一整夜的派对,酒,烟草,音乐,舞蹈,都不足以令我胡言乱语。我永远只是一位观察者,张着眼睛,看着,看着,在心里记录着。
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多么渴望像他们一样,解放肢体与灵魂。狂笑,尖叫,拥抱。我多渴望做得比我亲爱的朋友激烈一百倍。
可是我不能。
二
“嗨!”
就只是一声“嗨”,然后沉默。
好漂亮的洋女孩。欧洲裔的吧,眼睛蓝得像湖水,头发红红的,笑起来神秘极了。
我多渴望拥抱你。我心里喊着。
可是我不能。
“你到底恐惧些什么?”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不会恐惧。无法掌握的恐惧才是最大的恐惧。”
“害怕说了不该说的话?怕失礼?怕做了不该做的事?人是会死的,你知道。人不存在了,一切有什么差别?”
“我知道。我不知道。”人是会死的。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差别?
可是我仍活着,一切仍有差别。我不知道自己恐惧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去知道。
也许就这样活着,便够了。
我其实可以尖叫。我开着车,往前冲,在无人的公路上,按下窗子,对空气嘶吼。我叫得比谁都大声。
我其实可以狂笑,可以手舞足蹈。一个人的时候,我比谁都无法控制自己。
但就只能是一个人,永远只能在一个人时才看得见自己。
读写絮语
一
简直到了痛恨自己的地步,怎会这么快便打回原形!不中用!
现在是凌晨五点十八分,天已微明,而我仍在打电脑,写稿。至快要到七点才能上床。
刚回麦迪逊,几乎用写血书的心情发誓要痛改前非,早睡早起,不再熬夜。新生活持续了三天,拜时差所赐,九十点上床,五六点起床,健康愉快。但时差因素一旦消退,嘿,来了,来了,黑夜俘虏了我。
也算准时,清晨六点上床,下午两点醒。七点上床,三点醒。不多不少八个钟头,准时自动张开眼睛。“天然牌”闹钟。
人家是日出而作,我也是。不过我是作文的“作”,天亮了才动笔写专栏稿。
有些长稿可要晚上就动笔。像昨夜替台湾报社写一篇有关七十年代文化的稿子,三千字,以为两小时煞科,岂料边写边沉思,回忆自己走过的七十年代,收笔已天亮。
嗯,对了,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见好莱坞巨星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接受访问,老了,大谈儿女经。连“天神”都吃人间烟火做爸爸,我辈还有什么好执着?
嗯,对了,亦舒,她曾经一见到小孩子就觉痛恨,而她也已为人母,何况我辈?
嗯,我好想念我的小女儿,马雯。
二
有些日子埋头写作,每天用“今天写了几个字”来做计算单位。但这总比用“今天打了几圈牌”或“唱了几首卡拉OK”有意义吧?
睁开眼睛已是下午四点,兴高采烈地跳下床,穿上裤子欲下楼开信箱,但旋想这是星期天,悲哀地躺回床上。
周日无信无报纸,可恶的周日。
因赶研究报告,两星期以来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而且千篇一律,十四天等于一天。起床,泡杯咖啡,在两片白面包上夹一片火腿,弄出一份叫作“三明治”的东西送进嘴巴,便匆匆埋位工作,对着电脑屏幕拼命按键。
晚餐也匆匆,消夜则欠奉,五点半天亮时换写专栏,八点上床睡觉,一天如此过去。
每天最令我精神一振的时刻有二:一是泡二十分钟热水澡;二是开信箱取信以及报纸。忍住不看电视,因怕一看即难自制。看信件和报纸变成最大娱乐。边吃三明治边看,窥探世界的风风雨雨。
三
我订了两份华文报纸,一份台湾出的,一份香港出的,但都晚来几天,看的是旧闻,好过没有。内地报纸总提不起我的兴趣。英文报纸我看《威斯康星先锋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但因送报员总老远隔空将报纸丢在草地上便走,报纸常被闲人拿走,索性不订,有空开车到咖啡店边喝边看便算。一举两得。
周日无信无报纸,极夸张地感到阵阵忧郁。干脆跳起床开车往高速公路奔驰,奔向太阳,What the hell,管他研究报告不研究报告……
脂肪敌人
目前本人最讨厌听到的三个英文字母是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