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特朗先生是巴黎颇有名气的律师，十年来他替不大合得来的夫妻打离婚官司，件件都很成功。且说他打开事务所的门，闪开身，让一位新顾客走进来。

　　来者是个身体肥胖﹑脸色通红﹑蓄着浓密的金黄色颊髯的男子，一个大腹便便﹑血气盛﹑精力旺的男子。他先致了礼。

　　“请坐。”律师说。

　　客人干咳了一声，坐下来：

　　“先生，我是来请您为我打一场离婚官司。”

　　“请说吧，先生，我听您说。”

　　“先生，我是个退休的公证人。”

　　“这么早已经退休了！”

　　“是呀，已经退休了。我今年三十七岁。”

　　“请说下去。”

　　“先生，我的婚姻不幸，很不幸。”

　　“这样的人不止您一个。”

　　“我知道，我也同情其他不幸的人；不过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我对妻子的不满，性质也与众不同。我这个婚结得很离奇。您相信有危险观念吗？”

　　“您指的是什么？”

　　“您相信有些观念对于人的精神，就像毒药对人的身体一样危险吗？”

　　“是的，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有些观念钻进我们的头脑，蚕食我们，残害我们，让我们疯狂，如果我们不善于抵抗它们的话。这是一种心灵的根瘤蚜虫。如果我们不幸让这些思想中的一种溜进我们的头脑，如果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发现它是入侵者，一个主宰者，一个暴君，它就会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扩张，它就会不断地再来，扎下根，排挤掉我们对事物的全部正常的关注，吸引住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改变我们的判断的眼光，我们就完了。

　　“先生，下面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刚才跟您说过，我曾经在鲁昂当过公证人，虽然生活有点拮据，还算不上穷，只是手头紧，不能无所顾忌，时刻都得强迫自己省着一点，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各种爱好，是的，各种爱好！在我那个年纪，这确实是很难受的事。

　　作为公证人，我很注意阅读报纸第四版上的广告：招聘和求职、小启事，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我有好几次为顾客撮成了很合算的婚事。

　　一天， 我读到这样一则启事：

　　未婚女士，美貌，有教养，品行端正，愿嫁一正派男士，并带给他两百五十万法郎现金。谢绝婚介所

　　这一天我碰巧和两个朋友一起吃晚饭，一个是诉讼代理人，一个是纱厂厂主。我已经记不清谈话怎么落到了婚姻的话题上。我笑着讲起这个有两百五十万法郎的未婚女士来。

　　纱厂厂主说：“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啦？”

　　诉讼代理人已经见过几桩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美满婚姻，于是提供了一些细节；然后他向我转过脸来补充说：

　　“见鬼，干吗不为您自己考虑考虑这件事？好家伙，两百五十万法郎，这可以替您去掉很多烦恼呀。”

　　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笑了笑，接着就谈起了别的事。

　　一个钟头以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

　　这天夜里冷得很。再说我住的是老房子，一个像蘑菇似的外省的老房子。我刚把手搁在楼梯的铁扶手上，一股冰凉的寒气就钻进我的胳膊；我伸出另一只胳膊去找墙，碰到墙的时候第二股寒气又侵入我的肌体，这股寒气更潮湿，两股寒气汇集在我的胸膛，让我充满了苦闷﹑伤感和烦躁。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嘀咕道：

　　“好家伙，要是我有那两百五十万多好！”

　　我的房间很凄凉，那是一间由兼带做饭的女仆鼓捣出来的鲁昂常见的单身汉客房。那房间，您可以想见它是什么德行！一张没有帐子的大床，一个衣橱，一个五斗柜，一个梳妆桌，没有生火。几件衣服堆在椅子上，地上到处是废纸散页。我偶尔去有歌舞表演的咖啡馆解闷；我随口用在那些地方学会的一支曲调低声哼唱道：

　　两百万，

　　两百万

　　真惬意，

　　外加五十万

　　和娇妻。

　　说真的，我还没有想过娶妻子；我钻进被窝，一下子想起这档子事来，想个没完没了，过了好久才睡着。

　　第二天，一睁眼，天还没亮，我记起来我还得在八点钟赶到达内塔尔镇办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我必须六点钟就起床——而且天寒地冻。都怪它，两百五十万！

　　我大约十点钟回到事务所。里面弥漫着烧红的取暖火炉的气味，旧纸张的气味，陈年诉讼案卷的气味（再也没有比这更难闻的了），还有文书们的气味——靴子、常礼服、衬衫、头发和皮肤、很少洗的冬季的皮肤；这一切都被炉火加温到了十八度。

　　像每天一样，我午饭吃了一份烤排骨和一块干酪。然后我又工作起来。

　　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很认真地想到那个有两百五十万的未婚女士。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何不写封信去？何不去了解一下呢？

　　总之，先生，我就长话短说吧。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念头始终纠缠着我，困扰着我，折磨着我。我一直经受的种种烦恼，种种小小的磨难，过去并不怎么在意，甚至没有发现，此刻却像针扎似的刺痛着我；而且每一次被刺痛，都让我立刻想到那个拥有两百五十万的未婚女士。

　　就这样，我构想出她的整个故事来。当人们渴望一种事情的时候，先生，人们总是把它想象成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诚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有如此像样的陪嫁，还要登报找丈夫，这不太合乎情理。不过，这姑娘也可能为人可敬，却有着不幸的隐情哩。

　　首先，这两百五十万法郎的钱财并没有像幻境里的东西一样让我眼花缭乱。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读过各种各样这类的征婚启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带着六百万﹑八百万﹑一千万，甚至一千二百万的陪嫁主动求婚的事。一千二百万这个数目甚至是相当普通的了。它很诱人。我明知道我们不大相信这种许诺的真实性。然而这类广告读多了，这些异想天开的数字还是印进了我们的脑海；由于我们的思想疏于戒备，它们提出的庞大金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信性，我们已经倾向于认为一笔两百五十万的陪嫁是很可能的﹑在道德上也很说得通的了。

　　比方说，一个年轻的姑娘，暴发户和女仆的私生女，突然从生父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同时也得知了自己出身的污点，为了不向可能爱上她的人透露这一点，便通过一个世人常用的方法向陌生人发出召唤，这种方法本身也包含着对出身上的污点的一种承认。

　　我的假设很愚蠢。然而我还是乐于信以为真。我们这些做公证人的绝不应该读小说；而我偏偏读过，先生。

　　五天以后，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在事务所工作，首席文书通知我：

　　“尚特弗利丝小姐到了。”

　　“请进。”

　　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稍显肥胖，棕色的头发，神情有些尴尬。

　　“请坐，小姐。”

　　她坐下，低声说：

　　“是我呀，先生。”

　　“不过，小姐，我还不曾有这个荣幸认识您呢。”

　　“我就是您写信给她的那个人。”

　　“为一桩婚事吗？”

　　“是呀，先生。”

　　“啊！很好！”

　　“我亲自来了，因为办这种事最好还是本人出面。”

　　“我同意您的意见，小姐。这么说，您是希望结婚？”

　　“是呀，先生。”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犹豫了一下，垂下了眼睛，结结巴巴地说：

　　“不，先生……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都已经去世了。”

　　我打了一个激灵。这么说，我猜对了，——我心里突然对这个可怜的人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同情。我不再追问，免得惹她难过。我接着说：

　　“您的财产是不带债务的净资产吗？”

　　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是的，先生。”

　　我全神贯注地观察她；说真的，她并不让我反感，尽管比我想象中的过于成熟了一点。她是一个受看的女人，一个壮实的女人，一个能够持家的女人。我忽然生了一个念头：一旦证实了她的陪嫁钱财并非虚幻，我索性跟她演一出小小的感情喜剧，取我虚构的委托人而代之，变成她的情郎。我于是跟她谈起我的委托人，把他描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正直可敬，可就是有点病弱。

　　她连忙说：“哎呀！先生，我可是喜欢身体健康的男人。”

　　“您会看到他的，不过得等上三四天，因为他昨天动身去英国了。”

　　“啊！真麻烦。”她说。

　　“天哪，说麻烦，也不麻烦。您急着回家吗？”

　　“一点不急。”

　　“那么，就在这儿待几天吧。我会尽量帮您打发这段时间的。”

　　“您真是太客气了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