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汉站在重病垂危的母亲床前，面对着医生。老太婆很平静，已经准备好顺从天意，头脑十分清醒。她看着两个男人，听着他们谈话。她就要死了；她并不抗拒，因为她已经九十二岁了，大限已到。

　　七月的阳光从敞开的门窗涌进来，将它炽热的火焰投射在几代庄稼人的木屐踩实了的高低不平的泥土地上。田野的气息也被炙人的风吹了进来；还有那正午的骄阳烤煳了的青草、小麦和树叶的气味。蚱蜢连续不断的清脆的嘶鸣，就像集市上卖给孩子们的叽叽嘎嘎叫的木质蝗虫，声嘶力竭，充溢了田野。

　　医生提高了嗓门，说：

　　“奥诺莱，你母亲病到这样，你不能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她随时都会过去的！”

　　庄稼汉虽然不无歉疚，可是他反复说：

　　“我总得把麦子运回来吧；搁在地里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赶巧，今天天气又好。您说呢，老妈？”

　　老太太气息奄奄，可是依然不改诺曼底人斤斤计较的禀性，她闪闪眼睛，皱皱眉头，做了个“对”的表示，鼓励儿子：即便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这里，也要去把麦子运回来。

　　但是医生发火了，他跺着脚说：

　　“您是个畜生，听见吗！我绝不会容许您这么做，听见吗？您要是万不得已非得今天去运麦子不可，那就去找拉佩太太来吧，当然啰！那就要请她来看护您母亲。我坚持要求您这样做，听见吗？如果您不照我的话办，轮到您生病的时候，我就让您像野狗一样死掉，听见吗？”

　　庄稼汉是个干瘦的大个子，动作慢吞吞的。他犹豫不定，既害怕医生，又希望节省，左右为难。他迟疑着，盘算着，咕哝道：

　　“请拉佩太太来看护，得花多少钱？”

　　医生嚷道：

　　“我，我怎么知道？那要看您请她看护多长时间。您去跟她商量吧，见鬼！不过我希望一个小时以后她就到这里，听见吗？”

　　庄稼汉终于下了决心：

　　“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千万别生气，医生先生。”

　　医生走了，临走时又打招呼：

　　“您要知道，您要知道，您得当心，因为我这个人，生起气来是不开玩笑的！”

　　等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庄稼汉转过身去面向母亲，忍气吞声地说：

　　“我去找拉佩太太；这个医生，他非要我这样。别担心，我就回来。”

　　说罢他也走了出去。

　　拉佩大妈是给人熨烫衣服的，也捎带着为本镇和附近村镇的人家照看死人和临终的人。她经常是：刚把顾客缝进他们再也钻不出来的棺罩，就回家拿起熨斗熨烫活人的内衣。她的脸像隔了年的苹果一样皱纹累累；她脾气暴，好嫉妒，出了格地小气，背驼得几乎一叠两折，仿佛是无休止地拿着烙铁在布上运动累断了腰似的。她似乎对人的垂危状态有一种令人胆寒和恬不知耻的癖好。她别的不谈，只爱谈她亲眼看着死去的人和亲身见证过的五花八门的死亡场面；她讲起这些来细致入微，不过千篇一律，就像猎手讲述他一次次如何放枪一样。

　　奥诺莱·彭当走进拉佩太太家时，她正在调配替乡下妇女染细布绉领的蓝靛液。

　　他说：

　　“喂，晚上好呀；一切如意吗，拉佩太太？”

　　她回过头来对他说：

　　“老样子，老样子。您呢？”

　　“哦！我嘛，还可以，只是我母亲不行了。”

　　“您母亲？”

　　“是呀，我母亲。”

　　“您母亲怎么啦？”

　　“她快闭眼了！”

　　老妇人把她的手从蓝靛液里抽出来，青蓝透明的染液滑到她的手指尖，再一滴滴落到小木桶里。

　　她突然关切地问：

　　“有这么糟吗？”

　　“医生说她过不了午后。”

　　“这么说情况一定很糟了！”

　　奥诺莱犹豫了一下。在提出准备好的建议以前，他本应该有所铺垫。但是他找不出什么话说，就毅然下定决心说：

　　“要是请您看到最后，得多少钱？您知道我不是有钱人。我连一个女用人也雇不起。就因为这个，她才累倒了，我可怜的母亲，她太操劳、太辛苦了！她一个人顶十个人干活，也没碍着她活到九十二岁。谁也不能像她这么干！……”

　　拉佩太太一本正经地说：

　　“有两种价钱：有钱人，白天四十苏，夜间三法郎；其他人，白天二十苏，夜间四十苏。您就给我二十苏和四十苏吧。”

　　可是庄稼汉心里还在合计。他太了解他母亲了。他知道她多么有耐力，多么顽强，多么能死撑硬顶。尽管医生说她快完了，也许还能再拖一个星期呢。

　　他坚定地说：

　　“不行。我宁愿您给我开个价，一直看到完事多少钱。咱们双方都碰碰运气。医生说她很快就要死了。要真是这样，算您走运，我倒霉。要是她拖到明天，甚至更久一些，算我走运，您倒霉！”

　　拉佩太太颇感意外，用眼睛打量着庄稼汉。她还从来没有跟人谈判过包到死的。她迟疑着，显然已经被这个碰运气的想法打动了。可是她很快就怀疑对方想坑她。

　　“我现在不好说，我得先看看您母亲。”她回答。

　　“那么现在就去看吧。”

　　她擦干了手，就随他出去。

　　他们一路上没有搭腔。她急忙地捯着小碎步；他呢，两腿跨距大大的，好像每一步都要迈过一条小溪。

　　散卧在田野里热得气喘吁吁的母牛，费劲地抬起脑袋，朝这两个过路人发出一声无力的哞叫，向他们讨一口新鲜的青草。

　　快走到家门口时，奥诺莱·彭当低声说：

　　“会不会已经完事了呢？”

　　这无意识的愿望也表现在他的声音里。

　　但是老太太根本没有死。她仍然仰面躺在简陋的床上，两手搭在紫色印花布的被面上；那两只手，枯瘦如柴，青筋暴露，就像古里古怪的动物，就像螃蟹，因为患风湿、劳累和干了近百年的粗活而攥得紧紧的。

　　拉佩太太走到床边，仔细观察垂死的病人。她诊诊老太婆的脉，敲敲她的胸脯，听听她的呼吸，问了她几个问题以便听听她说话的情况；然后她又察言观色了好一会儿，这才跟奥诺莱走了出去。她已经有了定见：老太太今晚走不了。奥诺莱问：

　　“怎么样？”

　　拉佩太太回答：

　　“这个嘛，还会拖两天，也许三天。全包了，您给我六法郎吧。”

　　他大呼起来：

　　“六法郎！六法郎！您昏头了不成？我跟您说了，我母亲也就只有五六个钟头的活头儿，不会再长了！”

　　他们讨价还价了好一会儿，两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由于拉佩太太要走了，由于时间过得很快，由于田里的麦子不会自己回家，他终于同意了：

　　“好吧，就这么说，六法郎，全包了。直到把尸体抬走。”

　　“一言为定，六法郎。”

　　说罢，他就迈开大步，向躺在地里的麦子走去。烈日当空，将要收获的庄稼正在加速成熟。

　　拉佩太太回来了。

　　她把她的活计也带了来。无论看将死的人还是已死的人，她的工作是不会撂下的，有时替她自己做，有时替雇她的人家做些另外的活儿，可以得一份额外的报酬。

　　她突然问：

　　“彭当大妈，您总该行过圣事了吧？”

　　老农妇摇摇头表示“没有”。拉佩太太是虔诚的教徒，她猛地站起身。

　　“天主啊，这怎么可以呢？我这就去找本堂神父先生。”

　　于是她匆匆向本堂神父的住宅走去。她走得那么急急忙忙，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见她一路小跑，还以为又发生了不幸的事呢。

　　教士很快就来了。他身穿法衣，由一个唱诗班童子开道；那童子边走边摇着小铃，宣告天主在这炙热而又宁静的田野里经过。远处干活的男人们摘下大帽子，伫立不动，直到那白色的法衣消失在一个农庄的背后；拾麦穗的妇女们抬起身，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受了惊吓的黑毛母鸡一颠一颠的，沿着圩沟左右摇摆着仓皇逃跑，到了一个显然熟悉的窟窿，便钻进去突然失踪。一头拴在草地上的马驹见了法衣大为惶恐，在缰绳长度的范围内转起圈来，一边连连尥着蹶子。那个身披红色罩衣的唱诗班童子走得很快；教士的头歪向一个肩膀，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四角帽，口里轻声念着经文紧跟着他。拉佩太太走在最后，腰向前弯得低低的，几乎折成两截，好像在教堂里，双手合十，匍匐前行似的。

　　奥诺莱远远地看着他们走过。他问：

　　“他去哪儿，咱们的本堂神父？”

　　他的雇工比他机敏，回答：

　　“他带着慈悲的天主去您母亲那儿呗，当然啰！”

　　庄稼汉毫无异样感觉似的：

　　“很可能是这么回事，没错！”

　　说完他又干起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