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极不情愿的祝福下，如同现在的男孩跨上单车骑到街上一样，我就要手握载货卡车的方向盘，开上1600多千米的车到蒙大拿州了。这趟旅行展现了我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冒险精神，也让我和杰的友谊愈加牢固。我们相信，会是彼此一辈子的好朋友。
公交车轰隆隆地停在我们街尽头的那一站。我读的教会中学离家有3千米远，有时公交车司机看见我竖起外套衣领，帽子拉得低低的，黑色胶鞋深陷雪地里的样子，便会让我免费搭便车去上学。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要比其他同学走更远的路去学校，也知道在寒风大雪之中走这段路的感觉更加漫长。我有时会坐市区公交车，可是公交车路线穿越大急流市中心，中途要停好几站才会抵达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学。想要按时到达学校的话，我在日出之前就得起床了。
我需要更有效率的交通方式，由于早已具备创业精神，我很快便有了一个灵感。我注意到在我住的东富顿街，有一辆后座空着的1929年产福特A型敞篷车常会从我家门前开过，而同一辆车就停在学校的停车场上。我想，坐这辆车绝对比坐公交车或徒步上学好。所以有一天在学校里，我主动走上前与开那辆车的同校同学搭话。我告诉他，我就住在他家附近，希望可以搭便车上学。他也很富有创业精神，对我说：“你可以每星期付我25美分补贴油钱吗？”当时每3.8升汽油大约是10美分，我同意了这笔交易。后来才知道，他向每位想搭车的同学都收取每星期25美分的车钱。这是我和杰·温安洛的第一笔正式商业交易，他从此成了我的终身好友及事业伙伴。
“荷兰双胞胎”
杰的父亲詹姆斯（James）和另一名荷兰人约翰·菲利克马一起经营着温安洛与菲利克马汽车经销公司，该公司直到今日仍在营业，这也是为何杰还是个青少年时便能在大萧条时代自己开车的原因。我刚认识杰的时候，他很好学、沉默寡言。他是家中独子，跟我家相比，我很讶异他的家里极为安静，父母非常保守。我很外向，不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而杰则保守、认真，在我眼里他不用读书就能拿到全科优秀。所以，我最初被他所吸引，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任何共同点，仅仅是因为他的车。以前他住在城外，有几个一同去教堂的朋友，后来他搬到了我住的东富顿街，在新社区并不认识什么朋友。
我们刚认识时可说是陌生人，彼此极不相似，不仅在个性上，在体型上也是。我短小精悍，有一头黑发，杰则高大修长，有一头金色鬈发；我外向，他害羞；我会逗人开心，杰则富有机智，时常让人会心一笑。我还在读高一时，他已经上了高二。他话不多，不喜欢闲言碎语，不过人很有趣，因为他喜欢普通高中生不会感兴趣的话题。我或许没耐心成为学者，可是我想要扩大自己的眼界，所以我们逐渐彼此吸引，并能进行颇为有趣的对话。
有一回坐他的车上学时，我忍不住问他：“你今晚要不要去看球赛？”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指的是高中篮球比赛，也不知他是否看过，没想到他回答说：“好啊，我猜一定很好玩。”于是，我们结伴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后来，我们便不时去看球赛，当然，在球赛上会碰到其他朋友，赛后也会一起去喝可乐、吃汉堡。跟我交朋友之后，杰开始接触到不同的人，也在学校里有了一些朋友。我们经常混在一起，还不时带女孩出去约会。
多年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一篇文章把我和杰形容为“荷兰双胞胎”。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都不正确，因为我们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同，但也不算错，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和理念极为相似。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很成熟，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从不曾彼此了解，就凭着外表以及彼此个性合不来，便对别人妄下评断。我和杰原本不太可能走到一起，但倘若我们永远不试着去跟外表和举止看起来不像自己的人做朋友，就永远不会知道彼此其实有多么相像。
从男孩蜕变为男人
没多久，杰不仅结识了更多朋友，还发挥了他的创业才华，找到了更多付费的乘客。他的A型车有时载满了同校学生，座椅都坐不下，有些人甚至站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为了保住小命而用力抓紧车门。当时还没有安全带和行车安全准则，所以只要杰没有超过本市时速40千米的限制，警察就会放我们一马，他们可能心想这是孩子们在大萧条时期负担得起的最佳交通方式吧。
我在家里装了一个篮球架，有时和朋友们玩投篮时，会看到杰开车过来，他停好车后并不过来一起打球，只是在附近闲晃。他会跟我们一起进屋，我母亲会拿些吃的出来。我母亲非常喜欢杰——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儿子结交成熟、好学、有创业精神，还开着老爸车行汽车的朋友？我和杰的友谊日益加深。我带给他一点生气与活力，更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因为他很聪明。这真是再理想不过的组合了。
杰的父亲后来与我非常熟悉，甚至给了我和杰第一个合作的机会，同时测试了我们承担成年人责任的能力。当时我年仅14岁，杰16岁，不过，杰的父亲一定很信任我们俩，认为我们拥有超出自身年龄的可靠度和能力。他问我俩是否愿意把两辆小型载货卡车从大急流市开去蒙大拿州波兹曼市（Bozeman）的一个偏僻小镇，交给他的客户。这还用问吗！战时的汽车产业仅生产用于军事的车辆，蒙大拿州大型农场的主人只好四处收购这种载货卡车。如今，把这种责任托付给两个毛头小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年轻人都去海外打仗了，所以男孩们需要更快成熟。战时的男孩们需要去做男人的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4岁就拿到驾照。
我的母亲对杰的父亲说：“吉姆，他还没大到可以开车横穿美国。”
“他们会没事的，”杰的父亲说，“他们是大孩子了。”
因此，在我母亲不情愿的祝福下，如同现在的男孩跨上自行车骑上街一样，我就要手握载货卡车的方向盘，开上1600多千米的路到蒙大拿州了。我和杰不断讨论与规划行程，因为太兴奋了，上路的前一天晚上都没怎么睡着。我们醒着，脑海里浮现出大西部、高山、大草原和牧场的景象。我和杰手头拮据，一路旅馆也不多，所以就睡在卡车后的稻草堆上。车子有拖车杆，所以我和杰可以一起开车，用一辆卡车去拖另一辆。有些地方我们有熟人，便会停下来。在艾奥瓦州有一些归正福音教会的人，还有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孩子要去大急流市的加尔文学院读书。我们在这些人家里歇个脚，东道主便会招待我们。其中一户人家可能是德国后裔，请我们吃了德国酸菜。我还记得，那家人因为看到我第一次吃酸菜时扭曲的表情而大笑不止，我讨厌这个味道。
在高速公路出现前的年代，汽车限速大约是64千米/小时，道路是双线道，沿着县界线铺设。我们常常会开上好几千米，在十字路口来个左急转，沿着那个方向开一会儿，再向右转，来回重复好几遍。当时的公路就是这样的，因为要优先考虑农场而不是道路的顺畅。我们开过艾奥瓦州，又穿越了南达科他州。我记得我们在拉皮德城（Rapid City）著名的沃尔药店停车休息，然后开到恶土国家公园（Badlands National Park），看到了在教科书上看过的经典石刻山：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
我们从大急流市出发时，卡车轮胎几乎已经磨平。我记得在一个大热天里爆胎了3次。我们用带来的补丁修理车胎，但一个不知名小镇的修车厂要收我们5美分才愿意帮我们的车胎打气。即使是5美分也超出了我们的旅行预算，我们只好在烈日下自己动手给车胎打气，挥汗如雨。这是另一条我早早获得的人生经验：节俭和自立自强。
这趟旅程展现出了我和杰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冒险精神，让我们游历了美国，并且更加深爱自己的国家，而这将塑造日后我们创业的原则及风格。我和杰还学到了团队合作、自立自强、负责任、互动信赖的道理，并体会到了做好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我们一直很享受旅行，例如后来做纽崔莱产品时，需要每年前往加州公司总部两次。我和杰喜欢开车往返加州，总是顺路前往国家公园并去山上滑雪。经历了一同开车上学、放学后一起玩耍以及开启了青少年梦想之旅的公路冒险之后，我们的友谊变得愈加坚固。等我高中毕业时，我和杰已亲如兄弟，相当熟悉彼此的个性。我们相信，彼此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高三那年，杰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真金不怕火炼。”
我怀念那个所有年轻人都能经历冒险的年代。现在的趋势是，许多父母往往出于恐惧或担忧而过度保护自己的子女。这些“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子女的头上，想着只要孩子一跌倒马上就可以把他们扶起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在学会自己走路之前跌倒几次，就等于是在害他们。在当下复杂不安的世界，根本不可能让14岁的孩子像我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