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看惯了军装和制服的人来说，侦查员的西服显得有点古怪。不过他的脸倒显得毫无特色，黄巴巴的，没有血色，司令部的少校和政工人员中有不少这种脸。

　　开头几个问题回答得很轻松，甚至很愉快，仿佛其余的问题也会像姓名和父称一样简单明了。

　　被捕者回答得很匆忙，大概想帮侦查员把问题弄清楚。然而侦查员对他一无所知。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办公桌，却没有隔断他们的联系。他们两人都是党员，都缴纳党费，都看过电影《夏伯阳》，都在党中央听取过指示，在“五一”节前几天，他们都曾被派到工厂去作过报告。

　　侦查员提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被捕者心里越发安定了。他们很快就要谈到问题的实质，他会解释自己如何带领人们突围的。

　　问题终于弄清楚了。坐在桌前的这个人没有刮脸，军便服的领子敞开着，扣子被揪了下来，这个人有姓名和父称，生于秋天，就民族而言他是俄罗斯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受过法庭审讯，加入联共（布）已二十五年，曾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大会代表，没有得过勋章和奖励的武器……

　　一想到突围，想到那些随同他转战于白俄罗斯沼泽地和乌克兰田野的人们，克雷莫夫便紧张起来。

　　他们中间有谁被捕了，谁在受审时丧失了意志和良心？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克雷莫夫吃了一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与那次突围毫无关系。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同弗里茨·哈根认识的？”

　　他沉默良久，然后答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同他认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1927年春天。”

　　侦查员点了点头，仿佛他了解这段尘封的往事。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打开那只写着“永久保存”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解开上面的白色绦带，开始翻看那些写满字的活页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地看见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的材料，还有一些打印的材料，每隔一两行便有几行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的石墨铅笔草草写成的简略批语。

　　侦查员一页页地慢慢翻看着，好像大学里的优等生在翻阅一本教科书，预先知道这门课他已从头至尾认真钻研过似的。

　　他偶尔打量克雷莫夫一眼。这时他成了一位画家，正在对照模特儿察看画得是否相似：外部线条、气质、心灵的镜子——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十分冷淡。他那张脸本来平平常常，1937年以后，克雷莫夫经常在区委、州委、区警察局、图书馆和出版社遇见这种面孔，可是这张脸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淡。克雷莫夫觉得，他全身由一些单个的方块拼成，但这些方块没有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体。一只方块上长着眼睛，另一只方块上长着慢慢划动的胳膊，第三只方块上长着提问题的嘴巴……这些方块混在一起，失去了比例，嘴巴变得特大，眼睛长在嘴巴下面布满皱纹的额头上，而额头却长在下巴的位置上。

　　“嗯，就这样吧。”侦查员说。这时他的面孔又恢复了人形。他合上公文夹，弯弯曲曲的线绳露在外面。他忘记系线绳了。

　　“像一只解开了鞋带的皮鞋。”这个受尽屈辱的人心想。

　　“共产国际。”侦查员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然后又用普通的语气补充：“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接着他又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然后他默默地沉思了好久。

　　“啊，这个风流娘儿们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突然活泼而狡猾地说，那口吻像男子汉们在随便聊天。克雷莫夫大为难堪，心慌意乱，脸涨得通红。

　　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至今感到羞愧。他那时好像已经爱上了叶尼娅。他好像是下班之后去看一个老朋友，打算向他还债，好像是出差前向他借了一笔路费。后来的一切他记得清清楚楚。康斯坦丁不在家。可他从来没喜欢过她，由于不停地抽烟，她的嗓音低沉，时常用十分自信的口吻评论一切。她在哲学研究所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确长得很漂亮，像俗话说的，是个出色的娘儿们。是啊，他在长沙发上搂抱了康斯坦丁的老婆，后来又同她会了两次面……

　　一小时之前他还以为，这个从农村地区提拔上来的侦查员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然而时间慢慢过去了，侦查员还在盘问与克雷莫夫共过事的那些外国共产党员的情况，他知道他们的小名、诨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从他掌握的大量材料来看，的确有某种不祥的预兆。即使他克雷莫夫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话对历史来说句句重要，也不值得把这么多皮毛小事录进这只公文夹啊。

　　然而，不存在什么皮毛小事。

　　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他的足迹，随从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记下了他的生活。

　　对某个同志所做的带讥笑意味的评语，对读过的某一本书的评价，生日酒宴上诙谐的祝酒词，三分钟的电话，他写给会议主席团的尖锐的纸条，全都收集在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里。

　　他的言论和行动被收集起来，烘干之后制成一套丰富的标本。那些不怀好意的手指孜孜不倦地收集着荒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居然对他与穆西卡·格林贝格的风流韵事感兴趣。那些微不足道的词句、皮毛小事，同他的信念交织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情毫无意义，而那些偶然的无聊的男女关系却非同小可，他已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皮毛小事了。看来，他所说的那句对斯大林的哲学知识的不恭敬的话，比他十年中夜以继日从事的党的工作还重要。1932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同一位来自德国的同志谈话时，真的说过苏联工会运动中国家意识太多、无产阶级意识太少吗？显然是那位同志告的密。

　　然而，我的天哪，全是谎言！黏糊糊的易碎的蜘蛛网钻进他的嘴巴里、鼻孔里。

　　“您要明白，侦查员同志。”

　　“称呼侦查员公民。”

　　“是的，是的，公民。要知道这是欺骗，是个人成见。我在党内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1917年我发动过士兵暴动。我在中国工作了四年。我日以继夜地工作。认识我的人不计其数……卫国战争开始后我志愿上了前线，在最困难的时刻人们相信我，愿意跟我走……我……”

　　侦查员问道：

　　“怎么，您是到这里领奖状来了？您这是在填写奖励表吧？”

　　他的确不是为了谋求一张奖状。

　　侦查员摇了摇头，说：

　　“还埋怨妻子没有来送东西。就您这样的丈夫！”

　　这番话他是在牢房里对博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哪！卡采涅林博根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一个希腊人预言说，万物皆流逝，而我们断言，所有人都告密。”

　　他的全部生活进入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之后，便失去了它的规模、长度和比例……这一切混作一团灰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连他自己也弄糊涂了。他曾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闷热的上海从事了四年超强度的地下工作，在斯大林格勒组织渡河，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知是这些东西重要呢，还是他在“松林”疗养院就苏联报纸内容贫乏，对一个不太熟悉的文学研究家说的那几句气话重要。

　　侦查员用亲热的口吻温和地低声问道：

　　“现在请您给我说说，法西斯分子哈根是如何吸收您当间谍，要您从事破坏活动的。”

　　“难道您当真……”

　　“克雷莫夫，别装傻啦。您自己看见了，我们对您经历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

　　“正因为如此……”

　　“别再装糊涂了，克雷莫夫，您骗不了安全机关。”

　　“是的，可这些东西全是谎言！”

　　“请别激动，克雷莫夫。我们有哈根的供词。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交代了您与他的罪恶联系。”

　　“您就是向我出示十份哈根的供词也没用。这些供词是伪造的！是梦话！既然你们有哈根的这些供词，为什么还要相信我这个特务、间谍，为什么还让我当军队的政委，带领人们去打仗呢？当时您在什么地方，您为什么不管呢？”

　　“怎么，是叫您到这里来教训我们的？难道应该由您来领导安全机关的工作？”

　　“这和领导、教训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要符合逻辑。我了解哈根。他不可能说他吸收我当了间谍。不可能！”

　　“他为什么不可能做这种事呢？”

　　“他是共产党员，是革命斗士。”

　　侦查员问道：

　　“您永远相信这一点？”

　　“是的。”克雷莫夫答道，“永远相信！”

　　侦查员连连点头，一页页地翻看着案卷，慌乱地重复着：“既然永远相信，那么情况在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