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对丈夫说，她遇上了房屋管理员，管理员请他到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开始猜测此事与什么有联系。是因为多余的住房面积？还是要更换身份证？也许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叶尼娅在斯特拉姆家里住过，没有报临时户口？

　　“你应该问问他。”斯特拉姆说，“那就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费脑筋了。”

　　“当然，是应该问问他。”柳德米拉赞同地说，“可是他说，明天早晨让您丈夫来一趟，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我一听这话心就慌了。”

　　“哎呀，天哪，他们全都知道了。”

　　“要知道，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全都注意着我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啊，是啊。还记得吗，在战前，曾经来过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小红书，请你告诉他，什么人常到邻居家去？”

　　“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当时我顶了他一句，他半天没说出话来，走到门口才说：‘我原来以为您是个有觉悟的人。’”

　　这件事柳德米拉讲过多次，往常他听她讲述时总爱插话，催她讲得简单一些，但这回他却不厌其烦地向妻子询问各种细节，并且耐心听她讲完。

　　“知道吧？”她说，“这件事说不定与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有关。”

　　“我想不会有关系，要不然何必让我去，而不让你去。”

　　“也许他们想要你去提供一个证词？”她犹豫不决地说。

　　此时，他忧心忡忡，十分敏感。他接连不断地回忆自己同希沙可夫和科夫琴科的谈话，他什么话没对他们说过呢。他回想自己在大学时代的那些争论，他什么样的论调没有发过呢。他同德米特里争论过，同克雷莫夫争论过，当然，他有时赞同克雷莫夫的看法。可是，要知道，他一生中从来不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连一分钟也不曾动摇过。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在某时某地说过的一句特别尖刻的话，吓得浑身发凉。克雷莫夫是个刚强的、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是个信仰狂，他这个人对现存秩序是从来不怀疑的，可现在却被捕了。他同马季亚罗夫、卡里莫夫进行的那些讨论就更免不了找麻烦了。

　　真是不可思议！

　　每当晚上，暮色降临的时候，他就不安起来，担心有人来逮捕他，恐惧感逐渐加重，他感到压抑，难以忍受。但是，当他感到死路一条、无法逃避时，他又突然愉快起来，心里松了一口气。唉，见鬼去吧！

　　想到人们对他工作的不公正评价，他简直气得发疯。但是，一想到自己缺少才华，愚不可及，想到他的论文枯燥乏味，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愚蠢嘲弄，不再是一种思想，而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感觉，于是他又高兴起来。

　　现在，他甚至不再考虑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现在很渺小，无知无识，他承认错误不会有什么意义。他是个谁也不需要的人。在发怒的国家面前，不管他承不承认错误，他都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段时间，柳德米拉明显变了。她不再给房屋管理员打电话，叫他立刻给派个修理工来，也不再在楼梯上查问：“这又是谁在垃圾管道旁边乱扔脏物？”她现在穿着打扮也叫人捉摸不透。有时到内部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上那件珍贵的皮大衣，有时却系上那条破旧的灰头巾，穿上那件早在战前就打算赠给电梯女司机的旧大衣。

　　斯特拉姆打量柳德米拉一眼，想象十至十五年以后他俩会变成什么模样。

　　“记得吗，契诃夫的《黑衣修士》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母亲放牛的时候对妇女们说，她儿子曾经当过修士。但很少有人相信她。”

　　“我还是小时候读过这篇作品，现在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就再读一遍吧。”斯特拉姆气鼓鼓地说。

　　为了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的作品，他一辈子都在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她根本没有读过。

　　可是说来也真怪。他越是感到孤立、虚弱，他的内心越是亢奋，他觉得那些房管员、票证管理局的姑娘们、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那些人事干部、实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甚至亲人们，甚至切佩任，甚至妻子都瞧不起他……他在他们的心目中愈是渺小，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来说他就愈亲近、愈宝贵。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了。每当他遇到新的打击，遭到新的屈辱时，他便在心里问她：

　　“你看得见我吗，玛莎？”

　　就这样，他坐在妻子身边，同她交谈着，心里却想着她无法知道的心事。

　　电话铃响了。现在，电话铃声像夜间来的电报，像报告不幸消息的信使，总是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

　　“噢，是找我的，关于我去一个临时单位上班的事，他们答应给我打电话的。”柳德米拉说。

　　她摘下话筒，微微扬了扬眉毛，说道：

　　“他这就来。”

　　“找你。”她说。

　　斯特拉姆用眼色问道：

　　“谁呀？”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斯特拉姆接过话筒。

　　“好吧，我等一会儿。”他说罢，望着柳德米拉那双询问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一支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母。

　　柳德米拉不知所措，慢条斯理地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然后给斯特拉姆画着“十”字。两人沉默着。

　　“……现在是全苏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这个声音极像1941年7月3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发表演说的那个声音：“同志们，兄弟们，我的朋友们……”

　　现在这个声音只对一个手握电话筒的人说：

　　“您好，斯特拉姆同志。”

　　在这几秒钟，他思绪万千，各种思维的片断和破碎的感觉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得意，他软弱，他害怕这是某个流氓耍弄的骗局，那些写满字迹的手稿、调查表、卢布扬卡广场的大楼和他的种种感觉连成一片……

　　他敏锐而清晰地感觉到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因为失去某种奇妙、动人而且美好的东西感到悲伤。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斯特拉姆说，同时他感到惊讶，难道这句非同寻常的话真的是他在电话里说的？“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谈话持续了两三分钟。

　　“在我看来，您正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着浓重的喉音，仿佛在强调某些音节，很像斯特拉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有时斯特拉姆在自己家里开玩笑，也曾模仿这个声音。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讲话或被他召见过的人，也曾这样传达过这个声音。

　　莫非这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我相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斯特拉姆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他在思考斯特拉姆的话。

　　“在战争期间，您是否感到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仪器设备有保障吗？”斯大林问道。

　　斯特拉姆真诚的口吻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说：

　　“非常感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工作条件完全正常、良好。”

　　柳德米拉站在那里听着丈夫的谈话，仿佛斯大林看见了她似的。

　　斯特拉姆朝她挥了挥手，似乎对她说：“快坐下，多不好意思……”而斯大林又沉默下来，思考着斯特拉姆的话，然后说：

　　“再见，斯特拉姆同志，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再见，斯大林同志。”

　　斯特拉姆放下话筒。

　　夫妻二人像几分钟之前那样面对面坐着，他们刚才还在谈论柳德米拉在季申斯基市场上卖掉的两块桌布。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斯特拉姆突然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餐柜、钢琴、椅子依旧摆在那里，他们谈论房屋管理员时摆在桌上的两只没有刷洗的菜碟原地未动，但却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令人欣喜若狂的事。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彻底变了样，他们面前出现了另一种命运。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他问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斯特拉姆说道。他尽量显出一副平静而又淡漠的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他为那种充溢他心头的幸福感到尴尬。

　　“柳达，柳达，”他说，“你想想，我并没有悔过，没有低头，没有给他写信。是他自己主动打的电话！”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他斯特拉姆，夜里辗转不眠，填写调查表时精神恍惚；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极力思索学术委员会对他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评价；他回想自己的过失，心中暗暗后悔，请求原谅他；他等待着被逮捕，想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