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里，我再次过上双重生活。我对其中一重（外界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对另一重心知肚明。那是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我经常梦见黄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着助步器的老妇（艾伯塔·希钦森。萨迪找到她，给她买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边，大声呼喊，直到一位邻居出来，看到情况之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救护车把我载到帕克兰医院。救治我的医生名叫马尔科姆·佩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后来死前都经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运气更好，尽管三人的情形没差多少。

　　我牙齿脱落，鼻子骨折，颧骨骨折，左膝盖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错位，腹部损伤。还有大脑创伤，这处创伤最令佩里医生焦虑。

　　我被告知，医生触诊我的肚子时，我醒了过来，大声号叫，但是我不记得这件事了。我被插入导管，立刻开始尿拳击解说员所谓的“红葡萄酒”的东西。我的重要器官开始还稳定，但稍后衰弱。我被验了血型，医生进行血型配对，然后给我输了整整四个单位的血……萨迪后来告诉我，约迪居民九月下旬在集体献血行动中献了四百多个单位的血。萨迪得不断对我重复这一点，因为我不断忘记。他们准备对我的腹部做手术，但是术前要进行神经咨询和脊椎穿刺——在过去的国度里，还没有CT扫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这类东西。

　　我还被告知，我跟为我做穿刺的两位护士聊了一会儿。我告诉她们，我的妻子酗酒成性。其中一个护士说这很不好，然后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们，她是一条鱼，名字叫旺达，然后我开心地笑了。接着我又晕了过去。

　　我的脾脏坏掉了。他们做了切除手术。

　　我还处于昏迷中，脾脏不再发挥作用时，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里，我断掉的胳膊被夹上夹板，断腿被打上石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很多人在护士站登记，来看望我。我有时候认识这些名字，但多数时间不认识。

　　我被灌下镇静剂，脑袋被固定在床上，床被立起三十度。他们对我使用苯巴比安，是怕我突然清醒（但你有时候已经含混不清地说话，萨迪说），继续伤害自己。总的来说，佩里和其他医生（埃勒顿也经常来查看我的情况）对待我这个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对待未爆炸的炸弹。

　　我到现在也不能确定血球密度和血红蛋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的这些指标开始上升，这让每个人都高兴。三天后，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这一次的结果显示有旧血的迹象。在脊椎穿刺中，旧血比新血好。这表明我确实遭受严重的脑创伤，但是他们不用在我的颅骨上钻个孔了。在我的脑袋上打个洞非常危险，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其他阵地上奋力抗争。

　　但是过去执拗地保护自己，不想被改变。我入院五天之后，脾切除手术切口附近的肌肉开始变红发热。第二天，切口裂开，我开始发高烧。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后，我的病情本来已经从危重变成严重，现在我回到危重。病历显示，我“按照佩里医生的意见服了镇静剂，神经反应达到最低限度”。

　　九月七日，我短暂恢复意识。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脸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个膝盖上放着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女人问。

　　“普通人，”我说，“再问我我还是这么说。”

　　“普通人”杰克·乔治·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兰医院住了七个星期，之后被转移到康复中心：一处小型的患者住所，位于达拉斯市北边。在这七个星期里，我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脏的地方现在被感染盘踞。胳膊上的夹板换成了长长的石膏模，石膏模里面充满各种我不知道其名称的东西。我在转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变小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折腾我的膝盖，膝盖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别人告诉我，我在整个过程中鬼哭狼嚎，但我不记得了。

　　马尔科姆·佩里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职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对此毫不怀疑。他们还无意间送给我一个我并不想要的礼物，这个礼物一直陪伴着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时光。这就是输进我身体对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呕吐不断，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过，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访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岭土果胶。但基恩先生是谁，德里又在哪里？

　　我的肚子盛得住食物之后，他们让我出院，但是腹泻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已经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那时，时间已经是十月末。萨迪（我通常能记住她的名字，但这个名字有时也会从我的脑子里溜走）给我带来一盏南瓜灯。我对南瓜灯的记忆非常深刻，我看到灯时惊叫起来。那是某人想起非常重要之事时发出的惊叫。

　　“怎么了？”她问我，“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是肯尼迪吗？跟肯尼迪有关吗？”

　　“他准备用锤子把他们都杀了！”我对她喊道，“就在万圣节晚上！我得阻止他！”

　　“谁？”她抓住我挥舞的双手，脸上充满恐惧，“阻止谁？”

　　但是我不记得，我又睡着了。我睡很多，这不仅是因为脑伤痊愈缓慢。我很疲劳，跟鬼魂相差无几。我被打那天，是一百八十五磅重。我从医院出来、进入伊登法洛斯时，只剩一百三十八磅。

　　这就是杰克·埃平——一个被打得呜呼哀哉，差点在医院丧命的人——在外面世界的生活。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是黑暗，各种声音，以及雷电般的意识的闪光：它们完美地遮住我的视线，我借助闪光，刚看到一丝风景，一切旋即消失。

　　我发现自己热得要死，一个女人喂我吃冰片，冰片让我凉爽极了。照顾我的就是“脸上长疤的女人”，我有时候认得她是萨迪。

　　我坐在房间角落的便桶上，搞不清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我释放好几加仑火辣辣的稀水，肋部痒痛不已，膝盖发出吼叫。我记得我希望有人杀了我。

　　我发现自己想从床上起来，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整个世界好像都在等待着我做这件事。“戴牛仔帽的男人”在那儿。他抓住我，在我摔倒之前将我放到床上。“还不是时候，伙计，”他说，“你离康复还远着呢。”

　　我发现自己跟两位身着制服的警察谈话——或者说试图谈话。他们来询问我被打这件事的情况。其中一个警察的名牌上写着“提皮特”。我想告诉他他很危险。我想叫他记住十一月五日。月份没错，但是日期错了。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便沮丧地捶自己的头。两个警察面面相觑，疑惑不已。“不叫提皮特的那位警察”叫了护士。护士带着医生过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又失去知觉。

　　我发现我自己听萨迪读书。首先是《无名的裘德》，然后是《德伯家的苔丝》。我知道这些小说，再次听到这些故事真的觉得很舒服。有一天，萨迪读《苔丝》时，我想起了什么。

　　“我让苔西卡·卡尔特罗普别管我们。”

　　萨迪抬头看我。“你是说‘杰西卡’吗？杰西卡·卡尔特罗普？你说的是这个名字？怎么回事？你想起来了？”

　　但是我想不起来。记忆又消失了。

　　我发现自己看着萨迪，她站在小窗户前，看着窗外的雨，流着泪。

　　在大多数时间里，我没有记忆。

　　“戴牛仔帽的男人”是德凯，但我一度以为他是我爷爷，并因此异常恐惧，因为格兰佩·埃平已经死了，而且——

　　埃平，这是我的姓。等等，我告诉自己，但是一开始做不到。

　　“一位红唇年长女人”来看过我好几次。我有时觉得她是米米女士，有时又觉得她是埃利女士。还有一次，我很确定她叫艾琳·赖安，在《贝弗利山人》中饰演克莱佩奶奶。我告诉她我把手机扔进了一个池塘。“它现在跟鱼儿一起睡觉。我真的希望能把那玩意儿拿回来。”

　　“一对年轻夫妻”来了。萨迪说：“你看，迈克和博比·吉尔来了。”

　　我说：“迈克·科斯劳。”

　　“年轻男子”说：“很接近了，安伯森先生。”他笑了。他笑时，一滴眼泪从他的脸颊滑落。

　　过了一段时间，萨迪和德凯来到伊登法洛斯。他们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萨迪会抓着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杰克？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们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他要在哪里动手，怎么阻止他呢？”

　　我说：“我要阻止他。”我使劲尝试回忆。我的头一阵疼痛，但是我使出更大力气。“阻止他。”

　　“你没有帮手，可阻止不了混蛋。”德凯说。

　　但是萨迪是我最在乎的人，而德凯年纪又太大。她压根就不应该告诉德凯。或许没问题，因为德凯不怎么相信。

　　“你们如果插手，黄卡人会阻止你们，”我说，“我是他唯一不能阻止的人。”

　　“黄卡人是谁？”萨迪问道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