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两年过去了。五月最初的日子到来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她已经不是利平娜,而是列日涅娃了;她和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结婚一年多了。她依然是那么可爱,不过近来体态更为丰满。在有台阶通往花园的阳台前面,一个奶妈抱着一个面颊红润的婴孩来回走着。婴孩裹着白色小斗篷,帽子上有一个白绒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时打量着他。婴孩没有哭闹,他傲然地吮着自己的指头,静静地望着四周。已经可以看出,他堪称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好儿子。
阳台上,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旁边,坐着我们的老相识皮加索夫。从我们和他分手以来,他的头发白多了,背驼了,更瘦削了,说话发出咝咝的声音:他掉了一颗门牙;这咝咝的声音使他的话显得格外狠毒……他那愤世嫉俗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尖刻的程度却不如以前了,而且说话比以前更爱重复。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在家,他们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落山。在日落的地方,沿地平线伸展着一抹淡金色的浅黄的晚霞,在它对面有两道晚霞:低一些的呈浅蓝色,上面的呈紫红色。轻云在高空渐渐消失。一切都预示着天气仍旧会晴好。
皮加索夫忽然笑起来。
“您笑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是这么回事……昨天,我听见一个乡下人对他老婆说(他老婆正在唠叨个没完):‘别吱吜!’我觉得这话说得妙极了。别吱扭!一点不错,妇道人家能说出个啥道理来。您知道,对在座的人我是向来不说的。我们的先辈要比我们聪明。在他们的神话里,美女总是坐在窗前,额上有一颗星星,她自己从不吭声。就该这样才是。要不,您自己评评理看:前天咱们的贵族长夫人好像冲着我的脑袋里打了一枪似的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偏见!偏见!要是大自然有什么妙法能使她丧失运用舌头的能力,那对她本人,对所有的人,岂不更好?”
“您啊,还是老样子,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老是攻击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您要知道,这真是一种不幸。我替您惋惜。”
“是一种不幸?您这是什么话!第一,照我看,世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冷屋子,夏天穿紧靴子,还有跟一个又哭又闹的婴孩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你又不能给他洒上些除虫粉让他不闹;第二,我这个人现在是脾气最好不过的了。简直堪为模范!看我现在是多么循规蹈矩!”
“您的行为好,真没得可说的!昨天叶连娜·安东诺夫娜还向我抱怨您呢。”
“是吗!她都对您说些什么,我可以知道吗?”
“她对我说,整个早上不论她问您什么,您总是回答说,‘什么,太太?什么,太太?!’而且还那么尖声尖气的。”
皮加索夫笑了起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该承认,这个主意不是挺好吗?……是吗?”
“妙极啦!难道可以对一个女人这样没有礼貌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怎么?您以为叶连娜·安东诺夫娜是个女人?”
“那您以为她是个什么?”
“她是一面鼓,对不起,是一面普普通通的,可以用棒槌来擂的鼓……”
“啊,瞧您说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想改变话题,打断了他的话,“听说,可以向您祝贺,是吗?”
“祝贺什么?”
“祝贺您的官司结束了。格林诺沃牧场归您了……”
“是啊,是归我了,”皮加索夫不高兴地说。
“这么多年您一直要把它弄到手,现在反倒好像不满意似的。”
“我告诉您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皮加索夫慢吞吞地说:“再没有比来得太迟的幸福更坏、更可气人的了。它反正是不能使您得到满足,反而剥夺了您的最宝贵的权利——骂人和诅咒命运的权利。是啊,太太,迟来的幸福,这玩意儿是一种痛苦的、叫人生气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只是耸耸肩。
“奶娘,”她开始说。“我看米沙 该睡觉了。把他抱过来。”
于是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忙着照顾自己的儿子,皮加索夫只好嘴里嘟囔着退到阳台的另一角落。
突然,在不远的地方,在沿着花园的大路上,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驾着他的马车出现了。跑在马前的是两条很大的守门狗:一条黄狗,一条灰狗;是他新近豢养的。它们不停地互相咬着玩,好得难舍难分。一条老狗从大门里迎着它们跑出来,张开嘴巴好像要吠叫,结果只打了一个哈欠,友好地摇着尾巴,往回走了。
“你看,萨莎,”列日涅夫老远就对妻子喊起来,“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一下子没有认出坐在丈夫背后的是什么人。
“啊!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终于高声叫道。
“是他,就是他,”列日涅夫回答说,“他还带来了多好的消息。你等等,马上就会知道。”
说着,他把车赶进了院子。
几分钟后,他和巴西斯托夫在阳台上出现了。
“乌拉!”他高呼着拥抱了妻子。“谢辽沙要结婚了!”
“跟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激动地问。
“当然是跟娜塔利娅……就是这位朋友从莫斯科带来了这个好消息,还有给你的信……你听见了吗,米舒克 ,”他一把抱过儿子,继续说,“你舅舅要结婚啦!……你这个小鬼头,什么都不关心!只会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
“他想睡觉了,”奶娘说。
“是的,太太,”巴西斯托夫走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跟前,说,“我是今天从莫斯科来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查查田庄的账目。这儿还有信。”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急忙拆开弟弟的来信。信中有寥寥几行。在第一阵迸发的喜悦中,他告诉姐姐,他向娜塔利娅求了婚,并且得到她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应下次写信要多写一些,并随信拥抱和亲吻所有的人。显然,他写信时高兴得有点飘飘然了。
端来了茶,请巴西斯托夫坐下。问题像雨点似的向他落下来。他带来的消息使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皮加索夫,都为之高兴。
“请告诉我,”列日涅夫顺便地说,“我们这儿风闻有一位什么科尔恰金先生。看来,这是捕风捉影吧?”
(科尔恰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社交界的大红人,非常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的举止态度庄严异常,好像他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由公众集资为他竖立的一尊塑像。)
“嗯,不,也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巴西斯托夫带笑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非常赏识他;可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连听都不愿意听到他。”
“不过我倒是知道他的,”皮加索夫接腔说,“他是个双料的笨蛋,地地道道的笨蛋……得啦吧!要是人人都像他,那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也许是这样,”巴西斯托夫说,“不过在社交界他也不算是无名小卒啊。”
“嗯,反正是一回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不去管他!啊,我真替弟弟高兴!……娜塔利娅快活吗,她幸福吗?”
“是的,太太。她像平时一样平静,——您是知道她的——不过,她好像也满意。”
黄昏在愉快热闹的谈话中过去了。大家坐下来吃晚饭。
“顺便问一下,”列日涅夫一边给巴西斯托夫斟红葡萄酒,一边问道,“您知道罗亭在哪里吗?”
“现在我可说不准。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逗留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就跟一家人家到辛比尔斯克去了。我和他通过一个时期的信,在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要离开辛比尔斯克——没有说到哪里去,——打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听到他的音信。”
“他丢不了!”皮加索夫插话说,“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讲大道理呐。这位先生永远会找到两三个崇拜者,他们听他讲话会听得目瞪口呆,还会借钱给他。你们等着瞧吧,弄到末了他会在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或是丘赫洛马的什么地方,在一个戴假发的、老掉了牙的老处女的怀里死去,而她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天才……”
“您把他挖苦得太厉害了,”巴西斯托夫怀着不满低声说。
“一点也不厉害!”皮加索夫反驳说,“而且十分公允。照我看,他无非是个吃白食的马屁精而已。我忘了告诉您,”他转向列日涅夫继续说,“我认识和罗亭一块出国的那个捷尔拉霍夫。可不是!可不是!他对我讲的罗亭的事,您简直没法想象——太可笑了!值得注意的是,罗亭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慢慢地都会变成他的敌人。”
“请把我从这些朋友里面除外!”巴西斯托夫激动地打断了他。
“哦,您嘛——又当别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