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乡镇中学里当语文老师，同时还是班主任。

　　我并不是一个好老师，学生们总是说我说话太快，声音也不够响亮，坐在后排的人常常听不清我说的什么，我不得不尽力克服这些缺点。我尤其不是一个好的班主任，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成绩是最差的，纪律是最乱的，课桌椅没几张是完好的，参加文体活动总是最后一名，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我想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决不会感到自豪，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很久之后，我的学生们来找我，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不称职而责怪我。

　　做班主任是一件辛苦的事，你必须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等在操场上，监督学生们做早操，然后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再在八点钟之前到教室里去监督学生们早读。早上我一般有两节课，有时是四节课，中午经常不能午睡，因为总有学生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来找我，下午我一般都没有课，可以用这段时间改作业备课什么的，但有时也会有班会或者大扫除的任务，然后晚上还有两节晚自习，也要不断地到班里去看。没老师巡察，这些学生马上就会闹翻天，我曾经发现他们在晚自习时玩飞刀，还有偷偷摸摸在角落里抽烟的。

　　学生们的宿舍是用旧教室改造的，二十多张上下铺的木床，把宿舍挤得满满的，因为害怕小偷进来，窗户全都用木条钉死了。女生宿舍要好些，男生宿舍条件就极是恶劣了：地上总是湿的，半干的衣服挂在床与床的缝隙间，空气污浊沉闷，光线阴暗，我根本没有办法在里面多待，而他们却必须在这样的宿舍里至少住上三年。

　　我至今还记得一些学生的名字，如果要一个一个地查出来，或许也能做到，因为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曾经把他们的生活费—— 一个星期几块钱罢了——交给我保管。我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为他们记着账，而那个笔记本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任班主任那个班的班长叫曾建，是个男生，我都已经忘了他究竟是怎么当上班长的了，似乎一开始是我安排的，后来重选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被选下去。他住在镇里，父亲还是副镇长，家境比别的同学好一些，见的世面也多一些，我当时安排他当班长，也是很自然的事。

　　曾建是一个瘦瘦的、白白净净的小男生，他这种白净在这个学校里显得格外突兀，因为大部分学生回到家里都是要做农活的，总是晒得一身黑。曾建的成绩并不十分好，但我安排下去的事情他总是能格外认真地完成。他有一个小缺点，就是爱打小报告，但这也算不上什么，所以在我任班主任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换掉他。

　　潘明的事情，就是曾建偷偷告诉我的。曾建因为家在镇里，所以并没有住在学校里，这件事情一定也是别人告诉他然后他再过来告诉我的。那时已经下晚自习了，我回到我的单身宿舍里，正坐在破桌子前改作业，外面传来学生们骑自行车回家时发出的嘈杂的声音，隔壁女生宿舍里女生们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她们说的是土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听到轻轻的、谨慎的敲门声，我说：“进来。”

　　那扇门掩得有些紧，外面的人轻推了一下没推开，我便走过去把门打开，是曾建在外面。我把他让进来，他并不坐，显得有些紧张：“老师，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说：“说吧，什么事啊？”

　　他小声地说：“我听说潘明每天晚上熄灯了以后还跑出去，不知道干什么。”

　　我“哦”了一声，说知道了，笑着让他早点回家。

　　他鞠了一躬，转身出去了。他的自行车停在门外，是一辆二十八寸的老旧的自行车，显然是他爸爸以前骑的，曾建这样瘦小的个子骑在这辆车上颇有些可笑。

　　十点半熄灯了之后，我就拿上烟和打火机到篮球场上守着。学生的宿舍是几排平房，把篮球场围了半个圈，另半圈住的是老师，我老远地坐在球场的水泥看台上，点上烟，等着潘明出来。

　　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男生宿舍里果然钻出一个小个子，我把烟踩灭了，从篮球场边上小跑着绕过去。那个小个子已经上了坡，向学校后门走去了，我跑到后门边的时候，他正准备要翻墙出去。后门只是小小的一扇门，平常都是不开的，出去是一座石头山，山下有池塘，没有人住，很是荒凉，这扇门只有学生上劳动课需要到山上去的时候，才会打开一小会儿。

　　我吼了一声：“潘明！”

　　那个身影停住了，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潘明。他是我们班个子最小的男生，瘦，黑黄的皮肤，大嘴巴，扁鼻子，穷，平常总是被同学们欺负。

　　我问：“你出去干什么？”

　　他不吭声，也不跑，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总是这个样子，就是上课被点名回答问题了，他们答不出来，也是这个样子，让人拿他们没办法，有时简直会让我感到绝望。

　　我说：“回去吧，这么晚了不睡觉，明天怎么上课。”

　　他就乖乖地跟我回去了。

　　“以后不要再出去了。”我说。

　　但是很显然潘明并没有听我的话，他再一次翻墙出去的时候被值夜的老师抓住了。星期一升旗仪式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违反了纪律的学生被罚站在旗杆下示众，我把他找到我的宿舍去，他一声不吭，我们对着熬了两个小时，他还是不解释为什么在夜里翻墙出去，我不得不把他放回宿舍。

　　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秋天。天冷下来了，似乎潘明也怕冷，再也不在夜里翻墙出去了。不过奇怪的是，他夜里乖乖地睡觉了，人却变得更瘦了，精神也差了许多，经常在上课时打瞌睡、流口水，被同学们耻笑，但他脸上总是没有表情，总是那副逆来顺受的让人无可奈何的样子。

　　过了一年，到初二上学期准备要期末考的时候，潘明突然不来了。他那个村里只有他这么一个学生，所以我在班里也问不出究竟，过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到他家里去看看。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在柏油路上骑了足足有十几公里，又在石头铺的山路上推着自行车走了几公里，最后差不多没有路了，我只能扛着自行车往前走，累得半死，终于在正午的时候到了他们村里，只是山沟沟里零星的几亩地，十几家人种着。我以前并没有到潘明家里来家访过，这一次来都还是一路问过来的，到了村里，也不知道潘明家究竟是哪一户，我看到村口有几个老头儿蹲着，就过去问。有个老头儿站起来，说领我过去，又回身用土话对着旁边的人说了几句，就有另一个老头儿站起来，叼着烟向田里走去。

　　潘明的家是一栋土房子，屋顶铺了青瓦——其实这村里的房子大多都是土房子，潘明家还算好的了，至少屋顶上还有瓦片，许多人家屋顶上铺的还是茅草。一扇破烂的木门，并没有锁，虚掩着，推开一看，里面黑黑的、空空的，一张床摆在屋角，蚊帐是放下来的，那蚊帐也很久没洗了，又黑又黄；另一边屋角堆着一个用石块垒起的炉灶，灶上一口破锅，里面有半锅的稀粥，垒着炉灶的那一面墙都被柴火熏黑了；屋子中间放着几张小板凳，还有一张小小的旧木桌，大约是吃饭用的。我看屋子里太黑，就拎了两张小板凳，和领我来的老头儿在门边坐着。老头儿拿出一包我们那儿最便宜的“青竹”烟，低头哈腰地给我敬烟。他年纪比我大多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像我这样一个中学老师，在他们看来都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了。等了一会儿，看到田埂上一男一女急匆匆地走过来，后面跟着一个瘦瘦的孩子，正是潘明。

　　潘明的父亲和母亲也都很瘦，他父亲的名字我记得是叫潘文锦，母亲的名字似乎是叫潘色葵，但是之前我也只见过他父亲一次，是潘明刚上初一的时候他父亲领他来学校时见到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潘明的母亲是一个哑巴，我却是一直到那天才知道。我把我的来意大概说了一下，无非是让潘明继续读书，我会想办法让学校减免潘明的学杂费。他们很热情，但是又有些畏惧，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吃公家饭的见过世面的人，或许也并不仅止于此，我并不知道，虽然我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但我与他们之间仍然充满了隔阂，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不清楚他们的习俗——但是，即便有一天，我通晓了他们的语言，清楚了他们的习俗，我就真敢说我已经融入了他们之中了吗？不，我总觉得我做得还不够，我觉得我或许需要被生活彻底地打败，接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才有可能真正地完全融入这片土地之中。

　　我坚持着不愿意留下来吃饭，一方面是我不愿麻烦他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与他们毕竟还是格格不入。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失望，潘明的母亲已经趁着我们说话的时候，从外面拎了一小袋米和一只鸡回来，大约是从别人家里借来的，但我还是坚持着要走，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拒绝其实已经伤害了他们。

　　他们一直送我到村口，潘明的父亲坚持要帮我把自行车扛到外面路上，一直到我能够推着车走为止。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只好让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