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先生！

　　建立普希金纪念像时有俄国整个知识界参与和赞助，而来参加揭幕庆典的又有我国这么多优秀人物，国家、政府、科学界与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我认为这一纪念像乃是我国社会对它的一位最可敬的成员的充满感激和爱戴的表现。我想尽可能简单扼要地说明一下这种爱戴的涵义和重要性。

　　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来讲，理应包括诗歌，——艺术是理想的再现与体现，而理想又是人民生活的基础，并决定着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因此艺术是人的一种根本属性。在大自然本身中，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并显示出，艺术（技艺）虽然也是一种模仿，但在民族存在的最早期，它就作为某种富于人的特点的东西而具有一种灵性。石器时代的野蛮人，当他用燧石的尖端在被他用来做某种工具的骨片上刻出一个熊头或驼鹿头时，他就已经不再是野蛮人，不再是动物了。但是，只有当一个民族通过其优秀人物的创造力，能够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上有充分而独特的表现时，它才能宣称它完全有权在历史上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才能拥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和声音，——它才能与承认它的其他民族友好交往。无怪乎希腊被称为荷马的故乡，德国被称为歌德的故乡，英国被称为莎士比亚的故乡。我不想否认民族生活的其他表现（例如宗教、国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刚才指出的那一特点，却是由民族的艺术、诗歌赋予该民族的。这丝毫不足为怪：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它的活的、有个性的灵魂，是它的思想和最高意义上的语言；艺术获得充分表现后，就会比科学更容易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因为艺术是个有声的、人性的、能思维的灵魂，并且是永生的灵魂，因为它能够比它的躯体、比它的民族活得更长久。希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它把灵魂留给了我们！宗教的种种形态，以及随后的科学的形态，也能够比产生它们的民族存在得更长久，但这是由于它们中有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而诗歌、艺术则是由于其中有带个性的、活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普希金是我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是民族本质的充分表现者，他身上融合着这一本质的两个基本因素：感受性因素和首创性因素，我还要冒昧地补充一句：女性因素和男性因素。我们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较晚进入欧洲大家庭的圈子，因此这两个因素有其特殊的色彩；我们的感受性是双重的：既表现在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上，也表现在对其他西欧民族的生活及其全部物质财富的感受上，但物质财富这果实有时对于我们却是苦涩的。而我们的首创性也有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的、忽起忽落的，有时却是天才的力量：它既须同外来的复杂情况又须同自身的矛盾作斗争。诸位先生，比如彼得大帝，他的天性似乎与普希金本人的天性相近。无怪乎普希金对他抱有一种爱戴与景仰的特殊感情！我刚才所说的双重感受性突出地反映在我们这位诗人的一生中：他先是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后来又在皇村学校接受外国教育，受到当时浸透了外来原则的社会的影响；接着是伏尔泰、拜伦和一八一二年伟大的人民战争；再以后就是远走俄国内地，深入人民生活，接触人民的语言，听那位著名的老保姆讲民间故事……至于首创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早被唤醒了，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探索的、模糊不清的性质，变成自由的创作。巴秋什科夫 在读了他的哀诗“一层层飞跑的云，变得稀薄了”之后，惊呼：“这家伙！他竟会这样落笔！”——当时他还不到十八岁。巴秋什科夫说得对：俄国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写过。也许，巴秋什科夫在惊呼“这家伙”之后，已经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的某些诗句和短语将被称为普希金体，虽然它们早在普希金体以前就出现了。有句法国俗话说得好：“Le gé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ù il le trouve ”。普希金独立不羁的天才很快（如果不把为数不多和无关紧要的特例算在内的话）就从模仿欧洲的榜样和假冒民间风格的诱惑中解放了出来。假冒民间风格，以及一般地假冒民间性——就像屈从于外国权威一样，是不适宜的和没有好结果的：能够最好地证明这点的，一方面是普希金的童话，另一方面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大家知道，这都是他最差的作品。模仿他国权威是不适宜的，对此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但是也可能有某些人提出反对：一个诗人如果不在自己的作品里经常想到本国人民，并以他们为目标，那他永远也成不了人民诗人：人民，老百姓，就不会读他的诗。但是诸位先生，又有哪位伟大诗人是被我们称之为老百姓的人阅读的呢？德国老百姓不读歌德，法国老百姓不读莫里哀，连英国老百姓也不读莎士比亚。读他们的作品的是他们的民族。任何艺术都把生活上升为理想：那些站在普通日常生活基础上的人，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以下。这是一个需要攀登的高峰。不过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仍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诗人，即民族诗人。我冒昧地打个比喻：例如贝多芬或莫扎特无疑是德意志的民族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主要是德意志音乐；然而在他们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不仅找不到借用老百姓音乐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与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民间的、还处于自发状态的音乐已经化为他们的血肉，使他们充满活力，而且像他们的艺术理论似的淹没在他们之中，就如同，比方说，语法规则消失在作家的活的创作中一样。在某些离日常生活的基础更遥远、更加封闭的艺术领域，“民间”这一名称本身更是不可思议。有民族画家如拉斐尔、伦勃朗；民间画家则是没有的。我要顺便指出，在艺术、诗歌和文学中，只有弱小民族，还没有成熟或者尚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状态下的民族才会提出民间性这一口号。它们的诗歌应当为另一些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服务——为维护它们的生存服务。谢谢上帝，俄罗斯并不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不弱小，也不为其他民族所奴役。它无须为自己的生存担心，也无须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甚至喜欢那些向它指出缺点的人。

　　我再回过头来谈普希金。有一个问题：他能否像莎士比亚、歌德等一样被称为民族诗人呢？对此我姑且不作结论。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我们的诗歌语言、我们的文学语言，因而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开辟的道路前进就行了。从我上面说过的话里，你们已经可以确信，我没法同意某些当然是认真负责的人士的意见，他们硬说，真正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根本不存在，只有俄国的老百姓才能把这种语言连同其他救国救民的制度一起给予我们 。相反，我们却在普希金创造的语言里发现了生命力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在这种优美的语言里，俄罗斯的创造精神与俄罗斯的感受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普希金本人则是一位优秀的俄罗斯艺术家。

　　正是俄罗斯的！他的诗歌的本质与全部属性都符合我国人民的属性和本质。更不必说他的语言的阳刚之美、铿锵有力和明快清晰——这是一种坦率的真话，没有虚假和藻饰，简单朴素，感情诚挚正直，——在普希金的作品里，俄罗斯好人的所有这些好的特点不仅使我们（他的同胞们），而且也使那些能了解他的外国人感到吃惊。这类外国人的评论很宝贵：因为它并不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是普希金的崇拜者，他几乎是在维克多·雨果本人在场的情况下，毫不踌躇地称普希金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有一回他对我说：“你们的诗歌寻求的首先是真，美是在后来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国的诗人则与之相反，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效果、风趣、华丽，如果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可能不致损害真实的话，说不定他们也会加上这点作浇头”……他又加了一句：“普希金的诗好像是奇迹般从最冷静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发育繁荣起来的。”也是这个梅里美，还经常用一句著名的格言“Proprie unia dicere ”来形容普希金，认为这种能够别出心裁地说出人人都知道的东西的本事，乃是诗的本质——理想与现实相调和的诗的本质。他还将普希金与古希腊诗人相比，指出他们无论描写形象还是描写事物，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是浑然一体，不作任何解释和道德结论。记得有一次他读《毒树》，在读完最后四行诗时说道：“任何当代诗人写到这里都忍不住要作些评论。”梅里美也赞赏普希金能够in medias res 立刻“抓住要害”（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并举出普希金的《唐璜》 作为这项技巧的典范。

　　是的，普希金是一位中心艺术家，他贴近俄国生活的最中心。他的这一特点，应当说是由于他能够匠心独具地借用他国的形式，连外国人也承认我们有这种强大的力量，虽然他们不无轻蔑地称之为“同化”能力。这一特点使他有可能创造出《吝啬骑士》的独白，这独白恐怕连莎士比亚也会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普希金的诗人气质中，这种激情与平静的独特交织，或者说得准确些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