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把我写的所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按前后顺序编进本文集后，我认为有必要用不多几句话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让愿意费心连着读完我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确认，那些指责我改变了我一度采取的方向，指责我变节等等的评论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相反，我觉得，我应当受指责的倒不如说是太不知变通，取向也似乎太僵直了。《罗亭》写于一八五五年，《处女地》写于一八七六年，两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尽我的力量和本事，务求把莎士比亚称之为“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 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文化界人士迅速变化的面貌认真地、不偏不倚地描绘出来，并将其体现为某种适当的典型。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不应由我来判断；但是我敢于设想，现在读者将不会怀疑我的意愿是真诚的，是前后一致的。

　　我想对六部小说的每一部冒昧地补充几点简短的、也许不无某种好处的注解。

　　《罗亭》是我在乡下，当克里木战事正酣时写的，它获得了纯粹文学上的成功，但获得成功主要不是在发表它的《现代人》的编辑部，而是在编辑部之外。我记得已故的涅克拉索夫听完我的朗读后对我说过：“你又出了个新花样；不过你我之间说句悄悄话，你的《罗亭》很枯燥。”诚然，几星期以后，同一个涅克拉索夫同我谈到他刚写完的长诗《萨沙》时却说：“你会看到，我这长诗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你的《罗亭》，但是你总不至于生气吧。”我还记得，先科夫斯基（笔名布朗贝乌斯男爵） 的来信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跟当时所有的少壮派一样跟他很疏远，他却对《罗亭》大加赞赏。

　　《贵族之家》取得了我曾经取得的最大成功。自从这部小说问世后，我就开始忝在值得读者注意的作家之列了。

　　《前夜》取得的成功要小得多，虽然我的长篇小说没有一部曾促使杂志界发表那么多评论（最出色的当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 ）。已故的尼·菲·巴甫洛夫 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另一位评论家，现在也已作古，名叫达拉甘，他写了一篇非常严厉的文章批评《前夜》，特别坚持认为书中几位主要人物行为放荡，为此有人甚至凑份子设宴对他表示感谢。还出现了几首讽刺短诗；有一句俏皮话广为流传：我这部作品所以叫做《前夜》，是因为它出在一部好小说问世的前夜。

　　请读者允许我谈谈我的文学生涯中一个正好与《前夜》有关的小插曲。

　　几乎整个一八五五年（正如此前的三年一样），我都在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自己的田庄里度过，没有出门。在我的邻居中，同我最接近的是一位叫瓦西里·卡拉捷耶夫的人，这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地主。卡拉捷耶夫是浪漫派，很热心，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此外，他还天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幽默感，多情而敏感，秉性直率。他曾在莫斯科大学上学，后来住在父亲的田庄上，父亲每三年要犯一次类似发疯的忧郁症。卡拉捷耶夫有个妹妹，人品出众，最后也得了疯病。这三人都早已死了；所以我才能这样随便地谈论他们。卡拉捷耶夫不得不勉为其难，掌管他一窍不通的家务，——他尤其喜欢读书，也喜欢同他抱有好感的人聊天。可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邻居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有自由思想，说话又尖刻；此外他们还担心他结识他们的女儿和妻子，因为他的名声不好（实际上完全冤枉了他），是个爱拈花惹草的危险人物。他常来看我，在当年那个对我来说不太愉快的时期，他的造访给我带来了几乎是惟一的消遣和快乐。

　　克里木战争爆发后，开始在贵族中招募新兵，称之为民团，我县那些瞧不起卡拉捷耶夫的贵族商量好要如同常言所说，把他打发走，于是公推他担任这个民团的军官。在得知对他的任命后，卡拉捷耶夫来看我。他那心灰意懒和焦虑不安的神色立刻使我吃了一惊。他一开口就说：“到那里我就回不来了；这日子我受不了；我会死在那里的。”他的健康情况说不上很好，胸部常常作痛，体格也弱。虽然我担心他受不了征战之苦，但我还是竭力帮他打消他那忧郁的预感，并让他相信，过不了一年，我们又会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重逢，又会照样见面、谈心和争论。但是他固执己见，——于是在我家花园里散步了相当长时间以后，他突然对我说了以下的话：“我对您有个请求。您知道我在莫斯科住过几年，但是您不知道我在那里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在我心头唤起一种想把它说出来的愿望——说给我自己听，也说给别人听。我尝试着这样做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毫无文学才能，所以整个事情的最后结局是，我写满了这么一个小本子，现在我就把它交给您。”他说完这话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不大的本子，总共才十五页左右。“因为，”他接着说，“尽管您好心安慰我，我还是相信我不会从克里木回来，请您费心收下这份草稿，利用它来进行创作，您的创作不会像我这样无声无臭地消逝的！”我本想拒绝，但是看到我这一拒绝会使他难过，只好向他保证我一定照他的意思去办。卡拉捷耶夫走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留下的本子匆匆浏览了一遍，其中用简单的线条草草勾勒了后来成为《前夜》内容的那些东西。不过故事没有讲完，就戛然而止了。卡拉捷耶夫在莫斯科时曾爱上一个姑娘，姑娘也作出了回报；但是她认识保加利亚人卡特拉诺夫（后来我才知道，这人过去非常有名，他在他的祖国至今都没有被人遗忘），以后又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了保加利亚，可是他很快就死了。这段爱情故事写得不高明，但是很真诚。卡拉捷耶夫的确没有文学天赋。只有一个场景，即察里津诺 之游的场景，描绘得相当生动，因此我在我的小说里保留了它的要点。不错，当时我的脑子里萦绕着另一些形象：我正准备写《罗亭》；但是我后来努力想在《前夜》中完成的那个任务，偶尔也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在俄国生活中还是个新的典型的女主人公叶连娜的身影，已在我的想象中相当清晰地显示出来；但是还缺少一个男主人公，缺少一个叶连娜可以委身相从的人，她虽然强烈向往自由，但这向往还很朦胧。读了卡拉捷耶夫的小本子，我不由得欢呼：“这就是我寻找的男主人公！”在当时的俄国人中还没有这样的人。第二天我见到卡拉捷耶夫时，不仅向他重申了我满足他的请求的决心，而且还谢谢他帮我走出了困境，在我那一直模糊不清的想法与构思中投进了一线光明。卡拉捷耶夫对此感到高兴，他再一次说：“可不要让这一切湮没了”，接着就到克里木服役去了，我深感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在腐海 附近一个宿营地死于伤寒病，我们奥廖尔省民团就驻扎在当地的窑洞里。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没有见到一个敌人，由于各种疾病肆虐，还是损失了近一半人。然而我却把履行诺言的事推后了：我做了另一件工作；写完《罗亭》后，我开始写《贵族之家》；直到一八五八到一八五九年之交的冬天，我才又像与卡拉捷耶夫相识时一样，来到那个田庄和那个环境，感觉到沉睡中的印象活动起来了；我找出他的本子，重看了一遍；退居第二位的形象重又跃居首位，于是我立刻动笔了。我现在所讲的一切，我的某些朋友当时就已知道；但是我认为，在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定本的今天，我有义务把这件事告诉读者，以纪念我那位不幸的年轻朋友，虽然未免晚了一点。

　　就这样，一个保加利亚人成了我的小说的主人公。评论家先生们却异口同声地指责我，说这个人物太做作，没有生命力，同时对我偏偏选上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奇怪做法表示惊讶，问道：“为什么？凭什么？什么意思？”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当时我认为不需要作进一步解释。

　　关于《父与子》，似乎不需要再详谈了：我的《文学和生活回忆录》中有整整一章是专门谈这部小说的。我只指出一点：《父与子》问世以来已过去了十七年，但是，照我看，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观点可以说还是没有确定下来。就在去年，为了我写的巴扎罗夫，我还在一本刊物上读到，说我无非是个“落井下石的歹徒”。不错，这话是安东诺维奇 先生说的，在《父与子》问世后不久，他就断言，我这部小说的内容，阿斯科琴斯基 先生早想到了。

　　《烟》虽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可也使人对我勃然大怒。尤其厉害的是责备我缺少爱国精神，有辱故土，等等。又出现了一些讽刺短诗。甚至我过去以至如今一直为他的友谊而自豪的丘特切夫，也认为有必要写首诗来对我选择的错误道路表示痛心。结果，我国读者的左右两方，我都同样（虽然以不同的观点）得罪了。我对自己有点怀疑，因此沉默了若干时候。

　　至于说到《处女地》，那么我认为，关于我这最近一部写得如此吃力的作品怎样遇到了异口同声的责难，已无须再来絮叨。除了两三篇手写而未经刊印的评论，我没有听见任何人说过辱骂以外的任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