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新译本的出版，唤起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对于我们文学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尽管我们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有才能的人，尽管许多蹩脚和空洞的作品泛滥成灾，充斥我们的书肆，——但是，社会意识、真与美的感觉却在很快成长和发展。我无意（特别是现在）研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说，俄罗斯人的发展很特别，三言两语向读者说不清他内心变化的意义和规律；但是，例如，几年前，当弗龙琴科先生的《浮士德》俄译本刚出现时，我们原拟说几句夸奖的话就算了事，比如，说什么译者的这部译作问世是件“大事”，等等；仅仅《浮士德》这一书名就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相当模糊和奇怪的印象；我们会感到，这部著作反映了一个不断思维着的民族，一个已经不年轻、与我们又有若干不同的民族的整个生活，于是或者以一种淳朴的景仰之心拜倒在歌德的作品面前，因为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整个人类智慧的阿尔法和欧米伽 ，或者急匆匆地从一旁走过，敷衍道：“一部云山雾罩的作品！……”话又说回来，在我国，甚至直到今天，“云山雾罩”这一成语仍被认为是一切德国东西的天然修饰语。可是现在……我们无意对我国读者说什么溢美之词，再说他们也根本不需要这些；我们不想对他们说，近来他们彻底懂得和研究了歌德，已经明确认识到，比如说《浮士德》这部德国作品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以及这部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我们俄国读者的兴趣……不，这些话我们都不会说；但是近几年来，我国读者的认识却提高和加强了；对于他们，无意识的冲动和狂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总的说，他们变得冷静、淡漠了，就像一个人厌倦了开玩笑，就爱实事求是一样……现在一位伟人的大名未必会使他们眼花缭乱；他们健全的理智要求拿出有力的证据来——问题不在于证明歌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于这点，他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而在于证明《浮士德》是否果真是一部皇皇巨著？……我在开始分析这部伟大悲剧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某种胆怯……我自己也知道，我承担了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要分析像《浮士德》这样一部传世之作，或者非常容易，或者非常难……在第一种情况下，只要“焚香祝祷”，热烈地赞叹一番就行：既然作品很伟大，就无须多说！我国批评界的大多数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先生忘了，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落到地面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任何一部都来自诗人的心灵深处，这人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幸福，乃是因为当代生活的整个涵义不是只通过一些转瞬即逝的余波，而是通过性格和才能的整个的、有时是相当痛苦的发展反映在他身上的；一部作品的价值愈高，内容愈单纯、愈不可分割，它产生的条件和过程也就愈复杂多样……另一方面，为了充分欣赏一部伟大的作品，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一过程，正如为了欣赏一朵美丽的鲜花，根本无须知道它的化学成分一样；天然纯真的、毫无疑问的、人人都能理解的美——这是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特征。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决心想要理解他情不自禁地赞赏的东西并弄清其价值，想要弄清他之所以欣赏这部作品的原因，那么这人半途停顿下来，就是不可饶恕的了：无所畏惧的认真态度和不彻底弄清决不罢休的精神——这便是广义的批评的主要优点，尽管这种批评的反对者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但是这种批评还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我说的不是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胆怯而又目光短浅的批评，这些人不愿意做个简单地天性率直的人，然而让他们得出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他们又感到可怕，又感到难受，——这些人一辈子颠来倒去地反复念叨二乘二，可是却永远说不出等于四来，或者到头来竟说二二得五，并且还狡猾地、长篇大论地证明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我说的是实事求是的批评。由于我对我们的读者的特性说了许多话，现在我想借此机会来满足一下他们的要求，先三言两语地向他们作一点简单的历史探索：谈谈有关《浮士德》的构想是何时、怎样和因为什么在诗人心中产生和酝酿成熟的，然后谈谈我自己对《浮士德》的看法。历史探索有时候可以很好地代替纯粹的逻辑探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明确而又认真地描绘出来的历史发展更符合逻辑的了。无可争议，我们的结论也可能有错，但是拉封丹 早已说过：

　　J''aurais du moins l''honneur de l''avoir entrepris，

　　歌德在他的笔记 （可惜，他动手写这部作品太晚了）中留给我们一幅描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国文学状况的相当准确而又相当详尽的画面（他本人生于1749年）。这一时代的伟人是克洛卜施托克 维兰德 和莱辛 尤其是克洛卜施托克。法国古典派（戈特舍德 ）与瑞士派（博德默 等）——这两派都来去匆匆，一去不复返了。克洛卜施托克第一个谈到文学的民族性，谈到古代西欧的弹唱诗人，谈到阿米尼乌斯，谈到北方神话，并且抛弃了韵脚 。维兰德这位博学多才、文笔辛辣而又优美的才子，用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及从希腊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翻译过来的译作，唤醒并吸引着自己的同胞；莱辛主要是德国的一位头脑清醒、才思敏捷的人，他创立了文学批评和戏剧，——也许，他比克洛卜施托克更有资格被称为德国文学的创造者；他才华过人，具有异常卓越的论战才能和清醒的头脑（不过这两种品质几乎是分不开的），他横扫克劳茨 之流取得了胜利，拯救了刚刚兴起的德国文学，使它不致因错误倾向的滋长而走向毁灭。这三位作家的功劳都非常大；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正面表现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本质。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纯粹是文学的时代，从而为人的精神在其他方面更广阔的发展逐渐做好准备；对于德国，这时代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前后来临的。与此同时，在法国，社会已经衰老了，它经受了内部和外部的斗争，没有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能够使它满意，——然而正当这个社会急速地奔向自己的毁灭，或者说得正确点，急速地奔向自己的复兴时，德国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性，逐渐意识到它自身——不是作为一个社会，而是作为操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却没有一部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名著。十七世纪以前，所有德国学者都像莱布尼茨 那样用拉丁语和法语写作：诗人只是作为小丑才供养于宫廷，为各种庆典写颂诗；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例外，例如：汉斯·萨克斯 派的幽默诗人——菲沙尔特 、格吕菲乌斯 等，他们虽然证明德国人的智慧有一种与人为善的讽刺倾向，但是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日耳曼君主们，甚至最贤明的君主（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 ），都瞧不起本国的语言；仅仅从路德 时代起的神学家们才用德语说话和写作。但是上世纪的上半期终于来临了。哲学家沃尔夫 放弃了拉丁语。尚属年轻和尚未独立的德国文学正追随法国文学的足迹突飞猛进。很快，作家辈出，这些作家已经不能像戈特舍德那样归入平庸的模仿者之列；柏林出了拉姆勒 和格莱姆 ；开始了对语言本身进行批判性研究，诚然，这类研究还相当肤浅，但对于那个时代，这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最后终于出现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卓越人物。但真正的转折，即歌德称之为德国文学革命的转折（《歌德全集》第二六卷第六八页，一八二九年版），却完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完成于德国批评家（说得正确点，应是Litterarhistoriker ）称之为“狂飙突进时期”（Sturm-und Drang-Periode）的那个时代。

　　每个民族的生命历程都可以同某个单独的人的生命历程相比，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民族像大自然一样能周而复始，万古长青。每个人在青年时代都经历了“自以为是天才”，洋洋得意，过于自信，经常举行友谊的聚会和与三、五知己相聚结社的时代。他摆脱了旧传统、经院哲学，总之，任何权威，以及一切从外面强加给他的东西的束缚，他只希望自己救自己；他只相信自己天性自然产生的力量，他崇拜大自然，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理想的自然美。他变成周围世界的中心；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忠厚的唯我主义）不沉湎于任何事物；他迫使一切都听命于他；他的全部生活都寄托于心灵，但他这颗心是孤独的，他只关心自己的而不关心别人的心，甚至对于他朝思暮想的爱情也一样；他是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无非是对个性的颂扬。他很乐意谈论社会，谈论社会问题，谈论学问；但是社会也同学问一样是为他而存在的，而不是他为了它们而存在。各种理论并非来源于现实，因此也不希望实行，心中充满幻想和模糊不清的冲动，他空有推倒大山的过剩的精力，可是眼下却不肯或者无力拨动一根稻草，——这样的时代必定在每个人的发展中重复出现；在我们当中，只有那个能够走出这一怪圈，继续前进，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目标的人，才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号。对于德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