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权、自立为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这样，秦以前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当初有人冒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经学上的“今文派”和“古文派”，打得一塌糊涂，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划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利于国家大一统，其主观出发点，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位，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
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惊魂甫定的百姓，又品尝离乱滋味。
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为了刻意与建文时期反道而行，他将朱允炆实施的各种从士大夫至平民广泛好评、认为利国惠民的政策，予以推翻、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的运动。其实，朱棣干的不比嬴政少，对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不稍逊。不过有一点，相较嬴政，朱棣深通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法也阴柔。
以他们都做过的杀士这件事来比较。“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还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岐说）。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一创新，所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的朋友和门生，多为读书人无疑。别的惨案，受害主体也是读书人。杀方孝孺，连姚广孝也反对，反对理由就是应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数倍乃至十几倍这样干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类书的《永乐大典》，被不明就里或生性喜欢“伟业”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炫耀文治。实际上，《永乐大典》鸿篇巨制不假，对文明发展的实际影响近乎于零。它卷帙过于浩繁，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难以刻印（恐怕一开始就没想过刻印成书），即便再抄一套也非易事，足足过了一百年，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录一个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完成，直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副本才算抄完。而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又奇怪地下落不明。总之，这套今天说起来大家不胜景仰的《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即锁深宫，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阅读，且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那套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书籍，唯当被读、被传播，方产生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又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修之前就明摆着不以供人阅读为目的，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巨大、足够辉煌、足够叹为观止，尽管大家全无眼福，可谁提起来都啧啧称奇。难怪政治家往往喜欢搞“形象工程”，《永乐大典》即以奇效垂范于他们。
一提起“永乐大帝”，必想到“永乐大典”。有这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何谓“一俊遮百丑”！更何况，所谓俊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在我看来，朱棣行径中，比血腥杀戮影响更恶劣的还有许多。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造假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 ，在他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置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 ，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 。朱棣的做法，不单等于给历史开了“天窗”，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给后来肆意篡改历史的人，树立了榜样。
不但史实在他手上歪曲了，他还极大摧残了中国史学十分可贵的传统——“良史”的操守和气节。“良史”精神，自周代就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但史官对政府乃至君王却允许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职务，是史官本分，如遇政治强权干涉，不惜杀身殉职。这就是“良史”精神。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这个良史家族的最后成员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将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所以，不要以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有编造历史的习惯，中国史学精神，本来是非常正直的。可是这光荣的传统，慢慢却被朱棣们断送了。他可不是那个崔杼可以比得。崔杼杀了几个人，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对于杀人，十分彻底，只要敢不奉他的旨意，有多少杀多少。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是国家清明与否的标志之一。历史不单单是一个叙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正义与伦理的问题。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道理，视历史为一面客观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镜子，国家必须从真实、不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对益害、利弊的如实认识，才能把现实和未来的路走好。
朱棣不仅仅是造了假，他还强奸了中国人文的健康精神。这个影响最坏。永乐年间给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蒙上长久的阴影。朱棣上台后所屠杀的知识分子，都属忠正一路。这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识分子中品质较好的一部分。朱棣的逻辑是，你不肯低头，我就把你的头砍掉了事。然而，被斫伤的不仅是千百受难者的生命，还有他们秉持传承的人格。正气下降，邪气自然上升。有诗咏当时风气之坏：“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选择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领域，出现“亘古所无”的现象：“上自宰辅，下逮儒绅”，“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
朱元璋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也没把“士”气搞到这样的地步。洪武时期的文字狱，虽然野蛮而荒唐，却并不针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基本价值观。朱元璋这个人，无知狭隘，但对儒家正统精神还是肯定和鼓励的（除开孟子思想中“非君”那一部分）。朱棣却不同。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