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舒尔茨（Tyler Shultz）站在一群新同事的中间——他们聚集在这座脸书公司过去的办公楼的餐厅里——正在听伊丽莎白富有感情地发表演讲。她谈到她的姨父因为癌症而过早去世，谈到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发出的早期警告如何能预防此类事件。那就是她在过去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目标，她说的时候满眼含泪，声音打动人心：一个人们不必过早向他们所爱之人说再见的世界。泰勒觉得这一讯息非常令人振奋。今年春天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利用暑假的间隙背包周游欧洲，此刻刚刚开始在希拉洛斯工作还不到一个星期。在这片天地的几天时间中，他有太多东西需要吸收理解，特别是伊丽莎白这次召开全员大会所宣布的消息：公司将在沃尔格林的门店正式启用其技术。

　　泰勒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是在2011年年底，他去祖父乔治在斯坦福校园附近的家里做客。那时他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修机械工程。伊丽莎白基于指尖采血进行快速、无痛检测的愿景立即对他产生了共鸣。那年夏天，他在希拉洛斯实习，随后改换专业，学习生物学，并申请该公司的全职工作。

　　他工作的第一天充满戏剧性。一位名叫安加丽的免疫测定团队主管辞职，一群员工聚集在停车场跟她道别。传言安加丽和伊丽莎白大吵了一架。接着，三天之后，泰勒被告知，他原本被安排加入的蛋白质工程小组被解散了，所有人都被转入人手缺乏的免疫测定团队去帮忙。一切都有点混乱，有点令人困惑，但伊丽莎白激奋人心的演讲打消了他刚刚萌生的焦虑。他离开会场的时候，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准备真正努力地投入工作。

　　入职一个月后，泰勒遇到了一位新员工，名叫艾瑞卡·张（Erika g）。跟泰勒一样，艾瑞卡也是刚刚大学毕业，专业同样是生物学，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无共同之处。泰勒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还有声名显赫的祖父，是既有体制的产物，而艾瑞卡来自一个混合种族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从中国香港移民美国，在UPS公司从包裹处理员一路做到工程经理。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家自学的。

　　尽管拥有非常不同的背景，但泰勒和艾瑞卡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在免疫测定团队的工作，是帮助运行试验，在希拉洛斯公司的爱迪生设备部署到实验室、应用于病人身上之前，验证其血液检测的准确性。这一验证过程被称为“检测验证”（assay validation）。用于这些试验的血液样本来自员工，有时候来自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为了鼓励员工贡献血液，希拉洛斯每管血液付给他们10美元。那就是说，你来一次最多可以挣50美元。泰勒和艾瑞卡互相竞争，看谁能先得到600美元——超出这个槛，公司就得将其作为报酬向美国国税局（IRS）申报。一个周末，希拉洛斯正在寻找更多的志愿者，于是泰勒推荐他的四名室友跟他一起来贡献血液。那天晚上，他们把获得的补偿都拿出来放在一起——250美元——买了啤酒和汉堡，在几个街区之外他们租的那栋摇摇晃晃的房子里开了个派对。

　　令泰勒在希拉洛斯的工作热情遭受打击的第一件事，是目睹爱迪生设备的内部构造。去年夏天的实习期间，他没有被准许靠近这个设备，所以当一位名叫胡冉（Ran Hu）的华裔科学家去掉一台机器的黑白两色外壳给他做展示的时候，他的期望很高。站在泰勒旁边的是他的主管阿茹娜·阿耶尔（Aruna Ayer）。阿茹娜跟他一样好奇：她之前的角色是蛋白质工程小组的领导人，那时候她也从未亲眼见过爱迪生设备。冉做了一个简短的展示，泰勒和阿茹娜都不敢相信他们看到的东西。这个设备似乎不过就是在一个机械手臂上固定一个移液管，然后在一个台架上前后移动而已。两人都期待能看到某种复杂的微流体系统。但这个，似乎像某种中学生在车库里就能造出来的东西。

　　阿茹娜想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问道：“冉，你觉得这个东西酷吗？”

　　冉回复的语调暗示她并不这样觉得：“我想你还是自己看吧。”

　　当外壳装回去之后，爱迪生倒是还有一个触摸屏的软件界面可以夸耀一下，但即使这个东西也令人失望。你得用力敲击屏幕的图标，才能起到作用。泰勒和团队的其他一些成员开玩笑说，如果斯蒂夫·乔布斯看到其中一台设备，也会在坟墓里睡不着觉。泰勒感到一阵失望席卷自己，但重又振作起来，告诉自己，传说中还在工作室的下一代设备4S可能要复杂得多。

　　很快就有其他的事情开始困扰泰勒。他和艾瑞卡受命要做的一项试验，涉及在爱迪生设备上反复测试血液样本，以测量所得结果的变化程度。所收集的数据用来计算每一台爱迪生设备的血液检测变异系数（coeffit of variation），或简称CV。如果一项检测的变异系数低于10％，则通常认定是准确的。令泰勒失望的是，未能获得足够低CV值的数据轮次只是被简单地抛弃，试验不断重复，直到获得想要的数据。 这就好像你抛硬币，抛的次数足够多，总会得到连续10次头像，然后你宣布，硬币每次掉下来都是头像朝上。甚至在获得“良好”数据的试验轮次中，泰勒和艾瑞卡注意到某些数值也被认定是极端值而被删除。当艾瑞卡询问团队级别更高的科学家，他们如何定义极端值，没人能直接回答她。艾瑞卡和泰勒也许太年轻，缺乏经验，但他们都知道，采樱桃式 的数据绝不是好的科学。并不是只有他们对这些具体行为产生了担忧。泰勒喜欢和尊敬的阿茹娜也不同意这些做法，还有一位生性活泼、与泰勒友善的德国科学家迈克尔·亨伯特（Michael Humbert）也是如此认为。

　　泰勒参与的一项验证试验，涉及一种对梅毒的检测。有些检测是测量某种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比如胆固醇，从而判断它是否过高。其他检测比如梅毒检测，提供的是非此即彼的答案，即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特定疾病。此类检测是否准确，衡量标准是敏感性，即该项检测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标记某人对该疾病呈现阳性。 在为期数天的一段期间，泰勒和几位同事在爱迪生设备上检测了247份血液样本，其中有66份已知梅毒阳性。在第一轮测试中，设备只正确地检测出65％的阳性样本。在第二轮测试中，它们正确地检测出80％。然而，在其验证报告中，希拉洛斯声称其梅毒检测的敏感度达到95％。

　　艾瑞卡和泰勒觉得，希拉洛斯还在爱迪生设备其他检测的准确性上有误导行为，比如一项测量维生素D的检测。当一份血液样本用意大利索灵公司制造的分析仪进行检测时，它可能显示维生素D的浓度为每毫升20纳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被认为是足够的。但当艾瑞卡在爱迪生设备上测试同样的样本时，结果是每毫升10或12纳克，这个值意味着维生素D不足。然而，爱迪生设备的维生素D检测仍被允许在临床实验室中用于活体病人样本，还有两种甲状腺激素检测和一种测量前列腺癌症标志物PSA的检测，也是如此。

　　2013年11月，艾瑞卡被从免疫测定团队调到临床实验室，安排在诺曼底，即楼下设有爱迪生设备的房间。在感恩节假期的时候，从沃尔格林在帕洛阿尔托的门店传来一份病人的订单，要求做维生素D检测。按照所接受的训练，艾瑞卡在检测病人的样本之前，先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质量控制检查。

　　质量控制检查是防止不准确结果的基础性安全措施，是实验室运行的核心区域。即对一份预先保存的血浆样本进行检测，其中某项被分析物的浓度已知，然后看实验室对该物质检测的结果是否与已知的值吻合。如果所得到的结果比已知的值高出或低于两个标准方差，则通常认定质量控制检查失败。

　　艾瑞卡运行的第一次质量控制检查失败了，于是她运行了第二次。这一次也遭到了失败。艾瑞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实验室的高级别工作人员都在休假，所以她给公司设定的紧急求助热线发送了电子邮件。萨姆·阿内卡尔、苏拉吉·萨克塞纳和丹尼尔·杨回复了她的邮件，给出多种建议，但他们的建议都没有起到作用。过了不久，一位名叫杜远（Uyen Do）的员工——来自设备研发方面——下楼来，看了看质量控制检查的读数。

　　按照桑尼和丹尼尔所制定的框架标准，希拉洛斯从爱迪生设备获得检测结果的方式至少可以说是非正统的。首先，指尖针刺采血的小样本用帝肯液体处理器稀释，分成三个部分。随后，三份被稀释的样本在三个不同的爱迪生设备上进行检测。每个设备上有两个移液管针头，探入被稀释的血液中，产生两个数值。因此加在一起，三个设备会产生六个数值。最终的结果，是取那六个数值的中间值。

　　按照这个框架，艾瑞卡在三个爱迪生设备上运行了两个质量控制样本，每一轮得到六个数值，一共获得十二个数值。杜没有劳神跟艾瑞卡解释她的原则，删除了那十二个数值中的两个，声称它们是极端异常值。然后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