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州乘飞机出差，我身边坐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看样子是位专业人士。我坐下来以后，他朝我笑了笑，我们的共同话题就是抱怨飞机上的座位越来越小，乘飞机越来越不舒服等。我们都检查了自己苹果智能手机上的邮件，然后关闭了手机电源。飞机进入正常飞行状态后，我们开始闲聊起来。交谈是这样进行的：

　　他：你觉得苹果手机好用吗？

　　我：挺方便的，不过也有问题，有了它我老是想查邮件，甚至在等红灯、坐电梯时都忍不住要去看手机。

　　他：你说得不错，自从有了它，我花在邮件上的时间比过去多得多了。

　　我：新科技产品为的是提高生产率，但我在用上这些东西以后，工作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还真说不清楚。

　　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飞机上和邻座的人闲聊时，常常是还没有互通姓名也没谈及各自的生活状况，就会先互相询问对方的职业或者主动介绍自己是干什么的。可能在美国，这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但是根据我在各地对旅客们的观察，起码对互相交谈的那些人而言，他们首先谈及的往往都是自己从事的职业，而不是业余爱好、亲人，或者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邻座旅客告诉了我他的职业，他是思爱普公司的销售经理，这是一家大型商用办公管理软件公司，其产品被很多公司使用（我对这种软件产品有所了解，自从麻省理工学院改用这种软件系统后，我的助手便不得不从头学起，搞得焦头烂额）。我对讨论思爱普公司产品的优越性以及它所引起的质疑不太感兴趣，但邻座人的热情使我感动。他似乎真的很热爱他的工作。我能感觉到，工作对他来说就是自我价值的中心，或者说，比他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更重要。

　　从直观层面上看，多数人都了解自我价值与工作之间的深刻联系。孩子们在谈及理想时往往会说将来要干什么（消防队员、老师、医生、行为经济学家，或者你小时候还想过干什么），而不是说要挣多少钱。在美国成年人之间，“你从事什么职业”已经成为初次见面时的问候语，取代了过时的“您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职业已经成为个人识别标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安家谋生，养家糊口的手段。很多人，起码我在飞机上交谈过的那些，似乎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从中感悟到了人生的意义。

　　与上面说的劳动和自我价值关系相对照，传统经济学关于劳动的模式总体上是把员工与迷宫里的白鼠同等对待：假定工作是痛苦的，所有白鼠（人）都不得不用劳动换取食物，但都想干的活儿越少越好，吃饱肚子以后的闲暇时间越长越好。但是，如果劳动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意义，人们需要工作，这又说明了什么？生产力与工作积极性、人生意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005年，我正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处理一篇论文评论，有人敲门。我抬头一看，是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面容微胖，棕色头发，下巴上的山羊胡子显得有点儿滑稽。我觉得面熟，但一时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他，于是我就客气地请他进来。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他叫戴维，几年前听过我的课，是个善于思考且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再次见到他，我很高兴。

　　我们坐下来，每人手中端一杯咖啡，我问戴维这次回麻省理工学院是做什么的。“我回来招聘。”他说，“我们需要新鲜血液。”戴维接着和我讲了他毕业这几年的经历。他在纽约一家投资银行找到了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他的工资很高，还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连衣服都有专人洗，他非常喜欢繁华喧嚷的大都市生活。他交了个女朋友，根据他的描述，她似乎是神力女超人和玛莎·斯图尔特的结合体，虽然他承认他们才刚交往两个星期。

　　“我还想告诉你，”他说，“我遇到一件事，这让我想起了你给我们上的行为经济学课。”

　　他接着讲了那年早些时候，他是如何花10个星期用PowerPoint（演示文稿）软件为公司的并购案准备了一份提案文件。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分析各种数据，连图表的波纹线一类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美观，并对文件中的投影幻灯图片做了精心选择，他经常在办公室忙到下半夜，对提案进行完善和润色。（在微软的PowerPoint发明之前，银行家和咨询师是怎么干活儿的呢？）他非常得意地把最后一稿提案文件用电子邮件发给老板，老板计划把它拿到那个至关重要的并购会议上进行正式陈述展示。（当时，戴维在公司里的级别还太低，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过了几个小时，老板给他回了封邮件。“抱歉，戴维，我们昨天刚接到通知，并购案取消了。不过你的提案我看过了，写得非常深刻而且很有文采，的确很不错。”戴维知道他准备的提案已经胎死腹中，永远不会面世了，但这和老板以及他本人都没有关系。他知道自己的提案文件是得意之作，因为他们老板从不轻易表扬人。尽管得到老板的肯定，但他还是难以释怀。他呕心沥血的杰作无果而终，这让他对工作产生了深深的厌倦。突然间，他对自己辛勤投入了这么长时间的项目失去了热情。他还发现自己对手头的其他项目也不像过去那样热心了。事实上，这一“徒劳无果”的经历似乎改变了戴维对自己工作的根本看法和对银行的态度。他原来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幸福，觉得有价值，现在却变得耿耿于怀，感到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劳白费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到别扭吗？”戴维说，“我费心费力，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项目，很明显，老板对我和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我相信我在这个项目中的努力会得到公司的好评，年底还可能加薪。从现实观点出发，我应该高兴。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毫无意义，而且无法摆脱这种情绪。如果我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到了实施的前一天也被取消了，我的努力再次付诸东流，那我到时该怎么办？”

　　他接着建议我做个思考实验。“我们假想，”他低声说，声音有点儿忧伤，“你在为某个公司工作，你的任务就是用PowerPoint制作幻灯片。你每完成一套，就有人给你移走、删除。在这段时间里，你拿着很高的工资，还能享受很多的福利，甚至还有人给你洗衣服，但是，你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会感到幸福吗？”

　　我为戴维感到难过，想安慰他一下，就给他讲了德芙拉的故事。德芙拉是我的朋友，她在一所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当编辑。她最近刚编辑完一本历史书——她非常喜欢这项工作，而且是有稿费的。她把最后一稿交给出版社，三个星期以后，出版社通知她这本书不出了。这和戴维的情况一样，从经济角度看，她没有任何损失，但是这本书永远不会被读者捧在手中，想到这一点，德芙拉就感到自己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太可惜了。我想告诉戴维，有这样遭遇的人不只他一个。戴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可以称作无结果或者无回报的工作，你应该研究一下。”

　　这个主意太妙了，你往下读很快会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不过在这之前，我先卖个小关子，带着你探讨一下鹦鹉、老鼠，还有“反寄生”倾向的问题。

　　我16岁时加入了以色列国民自卫军，学习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式卡宾枪、设置路障，以及其他的实战技能。一旦成年男子都上了前线，我们这些青少年就要担负起保卫家园的责任。事实上，学习射击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不时有借口不去上课。那时在以色列，职业高中组织野营，都要求会打枪的学生参加并且担任警卫。这给了我们这些会打枪的学生一个特权，可以因此请几天假，跟着出去徒步旅行，游山玩水。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报名参加，哪怕缺席考试我也要去。

　　有一次，在这样的野营中我遇到一个女孩，野营结束时我已经喜欢上了她。只可惜她比我低一级，我们的课程安排不一样，我没法经常见到她，不知道她是否也对我有好感。于是，我与同龄的所有平凡男孩一样，设法打听到了她的一门选修课，然后也报名参加。

　　离我们住的镇子大约两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个人，我们叫他“养鸟人”。童年时代，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东欧，经历了纳粹的大屠杀。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他逃进森林，与鸟兽为伴，反而觉得更安全、舒心。后来，他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以色列，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周围孩子的童年更加美好，不用再像他当年那样受苦。他收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鸟类，请孩子们来体验美妙的鸟类世界。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经常到养鸟人的禽舍做义工，于是我也和她一起去打扫鸟笼，给鸟喂食，给参观者讲述鸟类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看着鸟儿孵蛋、成长，了解它们之间怎样交流。过了几个月，我终于明白，我和那个女孩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我和鸟儿却有了感情，于是我又在那里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

　　几年以后，我出院了，也决定给自己买一只鹦鹉。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