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二九年。家乡和国外连续发生的许多变故，对于新洛的一生也产生诸多的影响。

　　经济不景气使得新加坡各个行业都连根动摇了，只有一些较具规模的大企业能够幸存。几家地方银行纷纷宣告倒闭，成千上万的员工失业在街头流浪，码头区到处充斥找工作的游民，乞丐人数一天天增加。每天都有自杀的新闻，或者刊登某百万富翁一夜破产的消息。英国银行、保险、船运、信托机构遵守明智的原则，虽然也受影响——或多或少——但大体上还能支撑下去。橡胶和糖业的投机商就不同了。那两种行业一向是中国人天生擅长的一种赌博。几个月间，有人大发利市，也有人倾家荡产。

　　有不少人为此得了“癫狂症”，一种因过度绝望的病症——被逼的精神发狂。

　　与韩沁分手，幻想破灭对新洛的打击太大了，情感上他仍然迷恋着她，但是他对自己说：“有什么用呢？”一个男人被锯断了一条腿，以后虽然会阵痛和难过，但是第一个月总是最难捱的。等稍稍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了。

　　新洛没注意到，他和韩沁闹翻的那几个月，根本忘了写信回家。家人都很担心，柏英和他姐姐碧宫写信给新洛的叔叔，打听是怎么回事。叔叔也忧心如焚，回信说新洛被那个“番婆”迷住了，他“希望结果不要太糟”。大家更担心了，实际上，新洛的母亲听说他不肯回家，非常不满。她衷心地盼望儿子回到她身边。

　　新洛的公司生意很忙，和各行各业的财政混乱及萧条景象有关。有些商家倒闭，业主弃债券逃了，大家都有债权，但却没有人还债。因此老“巴马艾立顿事务所”屹立不倒，业务反而因此更加兴隆，为了商业债务、不动产拍卖、抵押和没收等事情，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只有香蕉店、烟店、药店、杂货铺和酒吧照常营业。大家烟抽得更多，酒也喝得更凶了。大公司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有好几家工厂的老板都垮了。政府提出三个月的延付债期，想以此种方式，看看局面会有什么改变。

　　新洛的叔叔对局势的演变一向都极为敏感。

　　他及时抛售了工厂，保住了相当的财产，他已打算退休回国，准备在厦门鼓浪屿买一栋别墅，带妻子家人回乡定居。新加坡没有人要橡胶，价格已跌落低于付采集工人的薪饷。他当时抛售出的价格高于现在两三倍之多。别墅当然比较难脱手，尤其在这种时候。

　　韦生找新洛出去，和他长谈了一番。“你不跟叔叔回乡？”

　　“不跟他回乡，我干吗要回去？我还想在这里学更多有关法律上的实际经验，我希望将来自己能开业搞个事务所。你觉得经济会永远萧条下去吗？”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回去看看你母亲？这边有什么东西绊住了你？”

　　“我不知道，我现在渐渐摸到了法律事务的窍门，在这里我所接触和了解的都是一些英国法律，而且我也学得很不错。何况，我的法律知识，尽都是英国法律，就算我回家去，在家乡岂不是学非所用，一点儿都派不上用场？”

　　“我知道是什么绊住了你，一定是韩沁。”

　　新洛抬眼看看他，口气平静而略带悲伤，说：“我也不知道。”他停了半晌，皱皱眉头又说，“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不明白自己，不明白身边每一个人，不明白这个现代化大港都。我眺望窗外，看到十尺外另一栋大楼发黑的砖墙，不明白大家都在干什么。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人，想用正道谋生，养家糊口，对不对？赚钱，对不对？韩沁有一次对我说，推动世界的是爱情和金钱。很有点哲学意味，你不觉得吗？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听来的。她做得也对，你必须两者兼得，才会感觉到真正的满足。但是我站在走廊上，观察这个大港都，看到人来人往的走道、褪色的墙垣、大家住的破房子，以及汹涌不断的人潮，千千万万奔走营生的人群。哎，看起来真是疯狂。这一切的一切，总让人觉得根本没有一点道理嘛。”

　　“你为什么和韩沁分手？”

　　“因为她要分手。她整天没事可做，她说她宁愿自己赚钱生活。这一点我不怪她。”

　　“你还去看她？”

　　“我们还见面，”他嘴唇颤抖着说。“有时候我去她工作的地方，有时候去她母亲家找她。分居以后我们比以往友善多了。我想她是比以前快乐。我们也已经坦白地说清楚了，她有自由做她喜欢的事，我也一样。我当然希望有一天她会回到我身边。”

　　那一年新洛的家乡也起了变故。有些是天灾，有些则不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人祸，然而它们却影响了书中人物整个的命运。

　　从那年秋天起，碧宫和丈夫、孩子就搬到漳州她亡父家去住，新洛的母亲也跟他们住在一起。西河发生几次洪水，他们家因为就在山城的西河岸边上，因此受灾害的侵袭也最严重。碧宫的婆婆是在一个水灾夜里丧生，婆婆住在楼下，在黑黢黢、乱哄哄的黑夜里不幸被洪水冲失了。事后他们携家逃到漳州，住在碧宫亡父的家里，当时还有几位亲戚也是因为避难住在那儿。水灾过后，她和丈夫决定留在都市里，暂时不回西河。

　　这次搬家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她想接母亲来一起同住。柏英固然对母亲很好，但是碧宫认为不论如何母亲是应该和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起。此外，漳州是母亲的故乡，这是一座大城，几乎要什么有什么。地方军阀已经被国民革命军赶走了，城里已恢复了相当的法律和秩序。

　　国民革命军控制了中国南部地区省份后，仍然继续北伐。军阀不敌溃败，有一些残余的队伍便四散逃窜到广东和福建交界的山区，过着打游击式的生活。有一队人马逃到了西河，他们就在福建沿海的高山上营寨劫舍。

　　有一天，甘才正在市集上买办货品，一队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步兵来到了河岸上，还有几个骑马的军官。逃兵败将，毫无一点纪律可言。村民甚至不知他们到底是谁的部队，指挥官看到市集上有一大堆吃的东西，就叫士兵停在岸上。有些人跳到河里去洗澡，有些则到市集上搜刮食物。

　　不久市集上就发生了祸事，事后逃回来的村民，曾经目睹其中的经过。有的军人命令商人把贩卖的面食、糕点和点心等，供他们大快朵颐，之后，他们又大肆掳掠鸡、鸭，一派白吃白喝、不付账的德性。还叫饭店老板就在露天下替他们烧煮东西来吃。一些农民匆匆收拾东西，打算回家。一个军官吹哨子大声吼道，不准任何人带东西离开市集。惊慌失措的农民立刻遵命行事，不敢乱动。

　　“哈！我们的军队在承平时期，时时刻刻都在保护你们，现在我们负有任务经过这里，你们却没有高高兴兴地迎接我们大军，这样对待我们公平吗？你们怕什么？我们只在这儿吃一顿，马上就走路。谁敢带东西离开，谁就要挨枪子。我们的总司令明天要来，你们难道希望他知道本城的人民都不好客、敌视军人吗？现在谁也不许走。”

　　地方上一片强乱。农民都很气愤，但是大多数闷不吭声。今天碰到这批军队，算他们倒霉，只好认了。

　　军人来到村庄，对庄上的人来说，通常都不是好事，但是真正讲起来耕田的农人家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幸运的好日子。几个士兵被派到通往市集场上的几条路口上把守，然后一一询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有谁想要回家。

　　突然一声哨音令下，士兵排成一列。他们开始搬运场内的一袋袋白米和黄豆、面粉、木炭、蛋。所有行动由一位军官指挥着。有些饭店甚至连炊具都被拿走了，凡是对这帮败兵残将用得着的东西，一概搜刮殆尽。

　　甘才站在一边，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你这家伙，站在那里干吗？过来，扛这一袋米，你蛮壮的，来跟我们走。”

　　甘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扛起一袋重量至少一百五十磅的白米。

　　“排进队伍去！站到那边去！等着，不要动。”

　　甘才和其他的人一起站进队伍去，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谁需要帮忙，他向来乐于助人的。

　　“前进！”

　　队伍向前走。甘才也在里边，跟他一起被抓的人都默默不语。

　　“我们要上哪里去？”他问另一位俘虏说。

　　“不知道。”

　　他们走上河岸，向矮山进发，显然是往庵后的方向。

　　“你们要去哪里？”他问一个走上来的军官。

　　“你一定要知道也无妨，去庵后。”到庵后要走上一整天哩。

　　“我不去。”甘才说。

　　“什么？”

　　“我不能跟你们去，长官，我不去。”他把米袋放在地上。

　　“你疯了？”

　　“我不能去，我家里有事要做。”

　　军官的体格比甘才差多了。他用手戳戳他的胸脯，想推他。“走！把那包米扛起来！”甘才站在他前面，头仰得高高的，一动也不动，觉得军官的推力像蚊子叮一样。

　　军官由枪带里掏出一支左轮手枪。“你动不动？”

　　甘才现在吓慌了。他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