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变成的一道滋味难辨的杂和菜：柏林，确切地说，是西柏林到了。

　　我走出机舱，迎面碰到的是史宾格朗架在肩上的摄影机，一挺重机枪似的瞄着我。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助手，举着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人的照片，以“验明正身”。

　　我很不自在，差点用手把面孔遮起来。因为那场景很像克格勃被驱逐出境，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破获，或策动某起政变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审……

　　除了我们本人，他还拍摄了我们在传送带上的人造革手提箱。

　　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只有在成为至圣贤哲后，他用过的一个勺子或坐过的一张椅子等，才会花那么多胶片拍摄下来，供后人膜拜和追念。如此这般，只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中国作家前来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重视。

　　除“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外，三月份在北京会见过的诺瓦克、彼得·施奈德，以及我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的译者阿克曼，也来机场迎接。

　　我乘施奈德的汽车前往下榻的旅馆。汽车由阿克曼驾驶，施奈德因酒后驾车，刚刚被吊销驾驶执照。

　　阿克曼开车，如理发师剃头用了一把不太好使的推子，理出来的头发就像狗啃的一样。他的刹车频繁而突然，每次刹车，众人都得猛然往前一栽。对此他解释道，他在上海工作两年，很久没开车了。

　　阿克曼前我们一天，乘其他航班到达西柏林，他不敢与我们同乘CAAC航班，据说这次发给他的翻译奖，奖金只有五百马克，而CAAC航班的往返机票，不但比其他航空公司贵出许多，还很难买到。

　　红灯，我们大家又往前一栽。在等待绿灯的时间里，我浏览街景。西柏林夜生活的时间，可能比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都长，大约持续到午夜后的一两点。此时只有十一点多，街上自然灯火通明，人们游兴正浓。

　　这时，有个男青年探头弓身，往我们车里左右张望，我以为他认识我们车中的某人，谁知他张望后便转身离去，在一棵树下，以一泻千里之势，撒了一泡尿。我记得在美国随地大小便是要罚款的，西柏林不么？既然他能如此痛快淋漓，又何必往汽车里张望？噢，也许他在瞧车里有没有警察。车上的人，个个安之若素，我也噤声不语，否则是我的教养不够。

　　很快到了旅馆。大厅及酒吧都很富丽，住房却比不上北京的建国饭店，价钱可不含糊。所以阿克曼说，他只能在这个旅馆住两个晚上，房租太贵，明天就搬到朋友家去。阿克曼一点也不小气，可以说比我见到的好些洋人，都大方慷慨。

　　安顿好之后，和诺瓦克、施奈德、阿克曼、史宾格朗，在旅馆的酒吧聊天。

　　“我们离开北京后，你们在背地议论过我们吧？”施奈德问。他有一张农民般结实的脸。

　　“没有。不过我说过，这种会见，只能使我们彼此的了解，停留在一个非常表浅的层次上，倒不如有机会，多做个人接触，也许还能就我们的创作，进行深入一些的讨论。”我又反问：“难道你们背地议论过我们？”

　　只见诺瓦克和施奈德激烈地交谈了几句。阿克曼说：“倒是他们之间，背地里互相议论很多。”

　　我理解。天底下的文人，大多如此。

　　施奈德对我说：“不过我和你吵过一架。”

　　“是吗？我没有这样的印象。”或许他把辩论当做了吵架，总之我一点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好，我希望永远不要和你吵架。”

　　怎么会呢，朴实而诚挚的施奈德！

　　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使我精疲力竭，可我们还是谈到午夜一点。和外国朋友相识，能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似乎就有老朋友的意思了。

　　本以为在西柏林期间，可以和在北京相聚过的德国朋友多一些接触。但是第二天一睁开眼，我便身不由己，被各式各样的记者“切”成碎块了。

　　我至今仍感遗憾，给我和诺瓦克、施奈德、阿诺尔德、库宾接触的机会太少了。

　　就是在不多的几次相聚中，也因白天过度疲劳，或东西方习惯的不同，未能畅谈。

　　联邦德国著名评论家阿诺尔德、作家施奈德，以及阿克曼请我等人在饭店共进晚餐，刚刚谈到大家有兴趣的问题，如稿费、读者来信（其中有无求爱者）、性文学（他们也认为没什么意思）、作家当官后的苦恼等等，我却在席间睡着了。这显然败了大家的兴，阿诺尔德见我困得实在可怜，便建议聚会到此结束。迷迷瞪瞪回到旅馆，被旅馆旋转门狠狠夹了一下还不觉。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脚背上一大块青斑。

　　还有一次，施耐德在家中举办晚宴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同时还请了不少西柏林文艺界的名人。刚刚吃完甜点，中国人就起身告辞了，而有些客人则刚刚来到，他们是为了饭后的交流而来。虽然施奈德极力挽留，大多数人还是离去了。事后施奈德以为这煞费苦心张罗的晚宴，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解释道，在中国，宴会到了上甜点的时候，就表示到此结束了。

　　记者们会不会知道，当我成为他们笔下人物的同时，他们也将成为我笔下的人物？

　　记得在西柏林接待两位从奥地利电台赶来的记者时，我稍稍透露了这样的意思。他们惶然问道：“你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吗？”

　　怎么可能！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六月十二号晚上，联邦德国驻华文化参赞海顿先生，为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西柏林之行，举行了招待会。

　　客厅不大，来宾约有四十余人。人多，每个人又都在说话，听得就很吃力。还有人扬声大笑，其声嘹亮如母鸡下蛋后的欢唱。于是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致把耳朵塞到说话人的嘴巴底下，也难以听清楚对方的谈话。

　　我的后背和后腰，不时被他人的胳膊肘或服务员手上的托盘，杵上一家伙。

　　通向阳台的门窗全都关着，冷气也没开，客厅成了一个闷罐车厢，四十多个人，就是四十多个散发着热量的小火炉。

　　客厅中间，一块被汗水濡湿、又高又大、蓝白条相间的后背很是醒目。

　　我在犄角找了张椅子坐下，不一会儿，那个湿后背，也满脸是汗地在我身旁坐下。

　　问过我的姓名后，他用中文说：“噢，我知道。”

　　“贵姓？”我问。

　　“瓦格纳。”

　　“好记。”我想到了作曲家瓦格纳。

　　“不过，我和那个瓦格纳没什么关系。”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一下就跟上了我的思路。

　　我注意到，他领带上的那个结子，已经不在喉结下老老实实待着，而如项链坠般，悬在胸口。他用食指挑了挑胸前的“坠儿”，说：“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

　　“你何不取下它呢？”

　　“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

　　我还没看清楚怎么来怎么去，他脖子上的领带，瞬间就没了影儿。

　　“我不喜欢这种招待会，站着，吃一点儿吃一点儿，没什么意思。我喜欢消消停停地坐着，正正规规地吃。”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的中文不行了，我刚从日本回来，在那里待了十年，只说日本话。”

　　“在日本有何公干？”

　　“记者。我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

　　“你喜欢日本还是中国？”

　　“我喜欢中国，不喜欢日本。”

　　有了前面的对话，便知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面前坐了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

　　“日本人很有礼貌，可是很难和他们交朋友。在中国却可以交到朋友。”

　　“你在中国有朋友吗？”

　　“当然，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同宿舍的‘杨’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批评我。”这时，他挥了挥粗大的拳头，做了一个出击状，“……还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正在找他。”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等你从德国回来了，咱们谈谈文学好吗？”

　　在我回答别人一句问话的当儿，他像他的领带那样，迅速地消失了。

　　从西柏林回来后，我又见到了瓦格纳，但是他没有和我谈文学，而是大谈外交公寓的耗子。

　　“我刚搬来的第一天，房间里除了一部电话机，什么家具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正在打电话，房间里也没开灯，只见一团黑东西，极快地向我蹿来，我猛地一跳，让过了它，它钻进墙角就不见了。”上面的每句话，都像演活报剧那样，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老鼠。每天晚上，它都在我的书房里，啃我的稿子。”他侧过头，用右侧的虎牙做啃噬状，并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

　　可以想见，那是一只对新闻业充满兴趣的耗子。

　　“有一天，我看见它跑进了厕所，立刻把厕所的门锁了起来。我在门外，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又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