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那无与伦比的职业生涯已跨过了50个年头，涵盖了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种类型片，但唯有科幻片是这位导演最频繁光顾的一种电影类型，由他所打造出的引人入胜的现代经典有：《第三类接触》《E.T.》《侏罗纪公园》（，1993）及其续集《失落的世界》（, 1997）、《人工智能》（，2001）、《少数派报告》（，2002），以及《世界之战》。他最新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片，改编自欧内斯特·克莱因（Er e）的畅销小说《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将会在大银幕上描绘出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世界。在这场话题广泛的谈话中，斯皮尔伯格与詹姆斯·卡梅隆一起讨论了斯坦利·库布里克（恢宏巨制《2001：太空漫游》的电影创作者，后与斯皮尔伯格结为密友知己）所开创的传统，也谈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以及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在激励着这位作家、导演、制片人产生无限想象能力的那些恐惧。

　　詹姆斯·卡梅隆：大部分我这个年纪还有比我年轻的电影人都会说，你是走在他们正前方的那个家伙，是你让他们热血澎湃，让他们产生了要做他们现在做着的事情的念头。你创建了一个电影的幻境，我认为这以前并没存在过。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总得有个家伙走在我们大伙前面吧。走在我前面的有一大群家伙呢。乔治·帕尔、斯坦利·库布里克、威利斯·奥布莱恩（Willis O''Brien）。我认为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激发我想象力的其实就是恐惧。我得做点什么来挡住那些让我害怕的东西，天黑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不让我害怕的。

　　我的父母觉得电视——这得说回20世纪50年代早期了——对任何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最糟糕的影响。我不知道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之前，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个的，可他们像是预知了一样，所以他们不让我看电视。我仅仅能看少数节目，比如，杰基·格黎森（Jackie Gleason）的电影《蜜月期》（），或席德·西泽（Sid Caesar）的《你的秀中秀》（），但我不能看《法网》（）或《M小组》，或当时那些非常酷的侦探连续剧中的任何一部。

　　卡梅隆：这么说，你从来没被《绿野仙踪》（）里的那些飞猴子吓过喽？

　　斯皮尔伯格：有过，我被那东西吓过。我还被《小鹿斑比》（）里的森林大火给吓过，那场火带给我的惊吓要胜过《幻想曲》（）中那个从山里跑出来的魔鬼。但我认为，我的父母在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我有点传媒营养不良了，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想象我自己的节目。既然看不了电视，不如索性给自己虚构点什么东西出来，好让自己乐呵一下。

　　卡梅隆：于是你着手拍了一部电影短片？

　　斯皮尔伯格：哦，比那还要早很多，我就开始空想了。我画了不少的草图。都是些惨不忍睹的草图，不过我以前就经常画出很多吓人的图画。

　　卡梅隆：你是在对这个世界进行处理——使其以某种视觉形式的东西还原。

　　斯皮尔伯格：是啊。做这事的时候总是得用铅笔和纸，当然了，后来用到了8毫米电影摄影机。

　　卡梅隆：我还记得3年级的时候我看了那部《神秘岛》（）。我连忙跑回家里，开始做我自己版本的《神秘岛》。我想那就是一种创作的冲动，你认可了某种东西，转回头就想做出你自己版本的这种东西。

　　斯皮尔伯格：我想，对我来说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飞碟入侵地球》（）的时候，你看不清那些飞碟里的人，因为他们的脸上都罩着一个巨大的面具，并与他们身上的那套护甲连成了一体——在一个场景里，其中有一个士兵向着一个地外生物开了枪，然后他们摘掉下了那个外星人的面具，我被我看到的那张脸给吓坏了。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画那张脸——不是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而是要把那张脸画得比那部电影里的还要吓人。我会把它画到比吓到我的那个脸的样子更吓人。

　　卡梅隆：你的《大白鲨》（）可是把每个人都吓得屁滚尿流的，不是吗？你了解怪物，而外星人有时就是怪物，但也不总是。在拍《第三类接触》的时候，你采用了另一种看外星人的视角。

　　斯皮尔伯格：我想这一切都开始于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的那两次原子弹爆炸。

　　最先受到真正意义上影响的是日本人。东宝（Toho）出品的《哥斯拉》（）（1954）当然是第一个真正利用了那种文化上和民族上的恐惧的电影，那种恐惧已经笼罩了那个国家。从核爆的那一刻起，不管任何东西，是从东京湾里钻出来的也好，还是从夜空中降落下来的也好，都是侵略性的、不怀好意的，而且是不留活口。我打小就给自己灌输这类东西，我看过所有的B级恐怖片，我看过所有的艺盟（Allied Artists）的恐怖片，我看过莫诺格雷姆 （Monogram）的恐怖片，我看过汉默 （Hammer）的电影。全都看过。然后我发现要找出一个正派的外星人，好让我能产生与他或她进行交往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外星人都想方设法要毁灭人类。

　　卡梅隆：但在最后我们总能打败它们，这是在用我们的方式说，人类的聪明和勇气将会战胜那些由科学创造出来的怪物。这是我们把核战梦魇挡在门外的一种方式。

　　斯皮尔伯格：一点没错。那能够击败任何有敌意的威胁。你可以把50年代的大部分科幻片的结尾与40年代和50年代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大部分二战片画上等号。

　　卡梅隆：那是一种核毁灭与共产主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而且也得被彻底打败。

　　斯皮尔伯格：是必须得打败。因此，赤色威胁 （Red Menace）就是那颗狂暴的红色行星。然后火星突然就一下子变成了敌人——而不是一个奇观。我的父亲正是带我认识宇宙的领路人。是他用一套邮购来的爱特蒙特科学工具，制作了一架五厘米口径的反射式望远镜——用上了一个人们通常用来卷毯子的大硬纸筒。他把这台望远镜组装好以后，我观测到了木星的卫星，那是他指给我的第一个天体。我还看到了土星和土星光环。这些事前前后后发生的时候，我大概六七岁。

　　卡梅隆：你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来盯着天空？

　　斯皮尔伯格：是用了不少时间来观察天空。《E.T.》最初的暂定名称就叫作《仰望天空》。这多少是借用了电影《怪形》中的最后一句台词。我总仰望天空，这是受了我父亲的影响，他还说，从上边来的应该只有好东西。除了苏联（Soviet Union）发射的洲际导弹，也就剩下好东西才能克服我们的地心引力，从天空降临。

　　卡梅隆：他像一个梦想家。

　　斯皮尔伯格：在这方面他就是一个梦想家，他还一直在读《类比》杂志。是那些廉价本吧？还有《惊奇故事》（），廉价本的那种。我以前常和他一起读那些杂志。有时，他会在晚上读那些书给我听，也会给我读那些小报。

　　卡梅隆：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A.海因莱因，所有这些家伙的作品都是发行在这些廉价杂志上的。

　　斯皮尔伯格：他们的作品是都发行在这一类杂志上，而且很多作品都是乐观主义的。它们不总是在计算我们离毁灭还有多远，相反，它们总是在寻找打开视野、释放我们想象力的方法，它们让我们去梦想，让我们去探索，让我们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正是由于这些故事，再加上仰望天空，使我意识到，要是我什么时候有机会拍一部科幻电影，我要让那些家伙是为和平而来。

　　卡梅隆：然后你真的就这么做了。你父亲曾有一次带着你去看流星雨，是吗？

　　斯皮尔伯格：是的，那是一场狮子座流星雨。我能记得这么清楚，只因为之后过了好多年，我父亲还在不断提起，那次是狮子座流星雨！但我当时太小了。我们那时还住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Camden），所以那就是说我当时是五岁左右。他半夜的时候叫醒了我——当时吓着我了，因为天还没亮，父亲突然走进卧室里，对我说“跟我来”。如果你还是个孩子，这样的事总让你有点发毛！他带我来到新泽西某处的一面山坡上，那里有好几百人躺在他们铺着的野餐毯上。

　　卡梅隆：那一幕出现在了影片《第三类接触》中，同样的场景。

　　斯皮尔伯格：是的，一模一样，我把这个场景放进了《第三类接触》中。我俩靠着他的军用背包躺了下来，然后我们抬头看着天空。大概每过半分钟左右，就有一道灿烂的闪光划过夜空。有好几次，其中的几颗流星还爆成了三四片。

　　卡梅隆：你让一颗光点散开成了多个光点，然后掠过每个人身边……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