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注”

　　近六十年来的“红学家”，从早期的蔡、胡、陈、钱，到最近台湾的“幼狮十八家”，有著录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这三百篇也可文以类分的话，笔者不揣浅薄，就斗胆把他们分为三大派：

　　第一，“猜谜附会派”。这派的附会猜谜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学、入世、出世之别。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规）先生，以及潘公在香港新亚书院所成立的“红小组”和组里的红卫兵们，胡适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们都打入“笨猜谜”，笔者不敢附和胡说，且名之曰“大猜谜”。大猜谜也不只蔡、潘两家。近三十年来把“大观园”一分为二、剖成“两个阶级”的李希凡、蓝翎等“斗争派”，和把《红楼梦》划成“两个世界”的余英时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学派”，也都和旧“索引派”的出发点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谜。

　　这个大派之下，也还有些小派或巧派。他们要在茶余酒后把曹雪芹这部大“谜书”或大“淫书”来揭揭底。例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个“初试”的对象是他的大丫头袭人呢？还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双星”——史太君和那位“呵呵大笑”的老混账张道士呢？还是作者没有交代的将来的小白首双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这支笔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们小小的童子军帐篷内也没有太平日子好过的程度。这是种小猜谜或巧猜谜。但是不论谜底有巧拙，猜谜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则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则是比较实际的“传记考证派”。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考据”是个科学玩意。要考据就得让证据说话，不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先把“阶级”这个观念扣牢，然后“找证据”，把曹雪芹来个“阶级分析”，那么曹雪芹的“阶级成分”也就永远查不清，《红楼梦》这部巨著也就永远读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学批评派”。批评也有大小之分。胡适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这话虽是西洋文学批评中的老调或滥调，但是这也是个从大处着眼的大批评。纪晓岚评《文心雕龙·原道篇》，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现在受西洋文学训练的“红学家”，所搞的都是这个“大批评”派。从好处说，他们是“识其本，乃不逐其末”。从短处说，读《红楼》的人，如不从十来岁开始，然后来他个五六遍（毛泽东就说他看了六遍），不把《红楼梦》搞个滚瓜烂熟，博士们也就无法“逐其末”了。这大派便是当代文学界新兴的青年职业批评家。

　　等而下之的则是那些把《红楼梦》读得烂熟的业余牛皮匠。他们对《红楼梦》有由衷的爱好，而他们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则集中于刘勰所说的什么神思、风骨、情采、章句等方面的细枝末节。这一派虽多半是业余性质，但是《红楼梦》却是个无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则草蛇灰线，也是治丝愈棼、瓜蔓无穷的。

　　《红楼梦新探》等巨著的作者赵冈先生便是位经济学教授，他搞“铜臭”搞腻了，也想到怡红院随喜一番，闻点“花香”。结果花香铜臭两难分，只好解衣下海，亮相一番。

　　笔者不学，三十年来读闲书，阅尽诸公“考红”之作，感染亦多。年前执笔写胡适之先生的文学观，便有意为红学一世祖以下的九流十家来个——如胡氏所说的——“结结账”，就存殁诸家次第甲乙来写点红书读后感。然深恐悬崖撒手，堕入深渊，自讨苦吃，乃知难而退。

　　不过林黛玉毕竟是我们的大众情人，《红楼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人必读之书。学人不读《红楼梦》，方帽加头也枉然，因而有时偶有所见，还是要凑点热闹。

　　还有，“红学”里的“避讳”问题，也是一桩有趣的小公案。原来在《红楼梦》的早期钞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里，作者对他两位祖父辈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讳的迹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补裘至深夜，作者不愿提“寅正一刻”，而说是“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下面的“双行小注”（胡适说是“作者自注”）说是避“寅”字讳。胡适据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孙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说。

　　可是海外两位大红学家，周策纵、潘重规两先生则不能接受。潘君并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黄”“唐寅”的故事，说作者“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说。策纵并举出雪芹的曾祖原名“尔玉”，因说：“《红楼梦》里的玉又从何避呢？”

　　这潘、周二问题均不难回答，宗法社会里“避讳”这件事，原是可避则避之，并不是死避。韩文公说：“其父名仁，其子不得为人乎？”正是这个意思。周公所举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谓“二名不偏讳”。孔子母亲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了。韩愈的《讳辨》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

　　至于曹雪芹不说“寅时”是否是“避讳”，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书人”是如此说的。如果那位“批书人”正如周汝昌所说的是“史湘云”，难道我们还不相信那云鬓纤腰的美人史湘云，而偏要去相信那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潘重规、周策纵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讳，他显然还避“宜”字讳呢！周汝昌在《红楼梦》最早的两部钞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面发现个大秘密，他认为是“钞胥”之错。那就是在这两个抄本里，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

　　低能的“钞胥”（俗称“录事”）的抄书工作，是可能一误再误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们把一个草书的“真”字抄成“十六”。笔者本家前辈有位纨绔子，有次用重金请“枪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因为他把枪手所起的文稿上草书的“希圣希贤”中的“希贤”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书一误再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里所有的“宜”字都抄成“

　　“避讳”这个东西是我国宗法社会里最荒唐的制度之一。但是任何坏的东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面。“避讳”在我国后来的“校勘学”和“版本学”上所发生的功用实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当今的红学家们忽视了。

　　再者，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简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红学界”里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唯鲁迅与林语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愿用情哥哥寻根究底的考据憨劲，但是他二人却代表“红学”里的作家派，他们的话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林语堂先生认为“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的“续作”，而是高氏对曹雪芹原有残稿的“补写”。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至于周汝昌对高鹗的谩骂，林氏就说“周是不配谈高鹗的人”（见《平心论高鹗》一书）。这句话虽说重了点，也倒不失为作家派的红学家的持平之论。

　　总之，对“红学”的考证和批评，自胡老师开其先河之后，到今天还是个无底洞，下一切结论都为时尚早。但愿海禁大开之后，将来会有更多的杰作出现！

　　周策纵先生“按”

　　策纵按：德刚在这“注”里说，避讳的事，“原是可避则避之，并不是死避”。这话就某些朝代说固然很对，但在别的一些时代却不然。“二名不偏讳”也是如此。陈垣在《史讳举例》里已说得相当详细。他已指出：“唐以前两字兼避，已成风俗，至太宗时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时二名仍偏讳。”并说：“宋金以来，二名无不偏讳者。”清朝自康熙时代起就讲求避讳。陈氏说：“雍乾之世，避讳至严。”这正是曹雪芹写书的时代。试看康熙的讳“玄烨”、雍正的讳“胤禛”、乾隆的讳“弘历”，无不二名皆偏讳。当然，文人对于自己的祖父，当时是否可不避讳，还值得仔细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讳的实例来，否则就很难断言曹雪芹可以不避。“尔玉”二字也许较疏远，“寅”字就较近了。如果说曹雪芹不肯写“寅正初刻”是为了避讳，而对“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这能说得通吗？我看更严重的问题还是，把“唐寅”的寅字还开了那么一个大玩笑，尤其是牵连那极不庄重的春宫图。作者在这里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