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圣诞节后一个星期日（27日）下午2时至6时，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二楼有一个文字改革讨论会，出席这个会议者均是专家学者，如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沈善鋐，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西东大学杨力宇，纽约州立大学邝治中，专家李鑫矩、袁晓园等十余人。

　　与会者都曾发言，有人认为，中国文字太难，不易学，必须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认为中文不科学，不能进入计算机，所以要改革。而改进之道，过激派则主张用拼音；也有温和的主张，就现有的文字基础上求改进。有一些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很像陈独秀，悍气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讨论会上意见分歧，但高见还是不少。其中，唐德刚教授的发言最多，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也最为中肯。

　　唐德刚说汉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议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洋人习中文，以罗马字拼音来帮助记忆。清末劳乃宣也曾略加尝试。后来赵元任也用罗马字来拼音，也都只是帮助发音，并不是要代替汉字。而真正要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则是吴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后才推动的，其中且有国际背景（第三国际）。

　　他们何以要搞汉字拉丁化？

　　唐德刚认为这是半个胡适的结果——只搞“大胆假设”，不搞“小心求证”。有些人认为方块字难、拼音字容易。最早创此说者为逊清末叶《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后来从此说者为蒋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蒋廷黻说：“我国的文字原来比欧美各国的字母的文字难，而社会又把文字知识的标准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负担之重实在可怜极了。我国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在国文一门上所费的时间比欧美各国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说过类似的话，郭说，使用汉字，在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上，自小学至大学较拼音文字国家的学生起码要延长两年。

　　马建忠认为中国文字本不难，因为无文法所以难学，故作《马氏文通》；蒋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于郭沫若，一不懂拼音文字，二没有搞过双语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刚认为大陆上主张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遗老——新文化遗老。新文化已变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运动后继无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遗老，老朽昏庸。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计算机专家发言时，就是从郭说，并予夸大。他说中国人学汉字要比拼音文字的国家多花费十五年，即损失十五年光阴。唐德刚听了这位专家的话，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他说，中国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能够看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所执教的纽约市立大学，全部学生总数有十余万人，每年新生都是纽约市高中毕业招来的，而其中有半数看不懂《纽约时报》。大学生看不懂本地的报纸，岂不是笑话，但这是铁的事实。所以唐德刚认为中国文字比拼音文字难学的理论不能成立。

　　然后，唐德刚以他自己的经验来现身说法，他说：“我读中学时，我花在英文、数理化上的时间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时间最少，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而我现在用的中文，也就是凭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学时间学来的中文。”然后唐德刚笑着说：“我的中文并不太坏呀！”

　　接着唐德刚特别强调拼音文字亦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他说：“拿纽约地区为例：中国侨胞约有十余万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说英语、不能看英文报纸。也许有人说这与教育程度有关。那么拿我们留学生来说，今日旅美华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博士、硕士何止千万，但能写得出一封清顺无讹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说拼音文字比方块字容易，我不同意这种大胆假设。”

　　他进一步说，中国的汉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为准，加上附录，则全数约五万字。“我的国文不算太坏，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来测验我自己到底能认多少字，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认字率。所以中国文法科大学毕业生认字总数不出五千字，平时使用已经足够了，而我有了这五千字的基础，曾去做过大学国文教师。”

　　反观英文，全部单词数约十六万，我们以看《纽约时报》第一版为例，没有一天不发现生字，如果一个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识五万单词不可，五万单词则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还要多，我们非识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报纸，岂不是笑话。唐德刚说：“拼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学英文，用的字十倍于中文。他举一个例子，中文“国会”，到了英文里就有gress及parliament之别。他说这个还算好的。试举“羊”字为例，则就花样更多了。他说在我们单音节的词汇里，认识一个“羊”字，便可认出“羊”族有关的字来，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绵羊、羊肉、羊毛等，我们一看词组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音节太长，单词不易组合。

　　英语里羊总称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国年元旦清晨，纽约美联社总社编辑部编辑老爷打急电来问这“羊年”是公羊之年，还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刚说：“把我难倒了。一个小羊过年就弄得我如此伤神，那我们‘骅骝开道路’的‘马家’过年，那还得了！”

　　拼音文字词汇多，认词是拼音文字中最大的麻烦。读中文识四五千字即已足够，识了七百个字也就可以写信了。而在英文里，唐说识了七百个字，却还不能看懂菜单。所以天下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不是方块字难而拼音文字容易，这要看学习的人的个人条件，尤其是年龄。在十岁以下学，天下无难字；在二十岁以后去学，则天下没有不难的语文。

　　关于语文的功用，胡适曾说过，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三五千公里之内皆说国语。而反观欧洲，即使在今天，只一山之隔，乃有德、法、意等各种不同的语言，其间差别原因何在？唐德刚说，是因为中国有统一的方块字限制了方言的发展，在历史上也是靠这方块字来统一这个幅员广袤的大帝国，不然也像欧洲一样，小国林立，也没有统一的欧洲语言。

　　唐德刚说，文字除了自有它的social fun外，还有historical fun。而文字改革的人是teis，只懂“文字”工具的文字，不懂这个工具的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对于文字改革，唐认为，社会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远较文字学家来得重要。

　　第二个主张汉字拉丁化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计算机。汉字与计算机的问题，唐德刚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一是改革文字，一是改革计算机。然后，在二者之间权衡轻重，他说：“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计算机如果今日不行则明日就不一定还是不行。而我们的汉字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如今要革有几千年历史的汉字的命去迁就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计算机，这就是削足适履。”

　　解决之道，唐德刚说：“我主张从改革计算机着手，切不可以去改革文字。且改革计算机较快，也容易成功，从文字上着手慢而且甚难。文字至少几百年始能成熟，不成熟的文字，同样不能适用于计算机。”

　　至于有人说方块字不科学，唐德刚极力反对此说，他说：“科学不科学是我们叫出来的。我国文字很美，文学讲美，文学不能精确，一精确就不美，这不关文字问题。以前我们的词汇中不分男女，但五四遗老硬将外国一套搬来，其实男女不分有什么不好？”

　　如果将汉字拉丁化，以后的现象将如何呢？唐德刚说，那真是不堪设想。五十年后，中国即变成朝鲜、越南或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红番”一样，一切要从零开始。一千万本汉字图书，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丛书、类书，以及《毛泽东选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世界日报》《中国时报》《人民日报》《中报》《明报》《传记文学》《胡适文存》等都没有人看得懂了。有人插嘴说，也没有人看得懂《胡适杂忆》了（编者按：《胡适杂忆》为唐德刚中文著作之一）。唐德刚说，不仅《胡适杂忆》没人看得懂，连琼瑶的小说也要变成“古汉语”而无人看得懂了。一讲到“古汉语”，唐德刚就很生气，他说：“今年春天，我到大陆去讲学，在山东大学碰到一位教授，我问他教什么课，他说他教‘古汉语’。我起初认为是他教甲骨文或钟鼎文，原来他教的就是文言文，什么是‘古汉语’，就是普通文言文而已。”唐德刚用英文说：“I feel very hurt.（我很难过。）”

　　唐德刚乃从“古汉语”讲到西方古文——拉丁文及希腊文。他说拉丁文及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