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次，一位多情的中国留美学生向一位祖国外交官的千金求爱。在一封缠绵悱恻的情书里，他引了两句唐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谁知道这位收信的小姐，幼小去国，普通的白话文她还可以勉强对付，碰到唐诗她就有困难了。但是她也理解到这两句诗是这封情书的高潮，但她并不解诗中意，未免太遗憾了。她找了两位来自港台、中文比她好的女同学帮忙翻译。无奈这两位女青年也爱莫能助。不得已她只好把这封信拿到她就读的大学里的中文班上去请教老师了。

　　这位老师原来也是该大学的研究生。他细读之下，当然认为这是一封情书佳作，也是他班上最好的实际教材，因而在全班细心研读全文之后，老师开始为这位迷惘的情人讲解唐诗了。

　　他说，唐朝（618～907）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而唐朝的诗歌又可分为初、盛、中、晚四大阶段。上述“春蚕”这首诗呀，是属于第四期、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杰作。商隐生于813年，殁于857年，只活了四十几岁。但是他却是中国情诗的圣手。这两句诗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真是无人不能背诵，写得实在太美了！

　　“老师，”这位女学生仍不得其解地问道，“这两句诗究竟应怎样翻译呢？”

　　老师说：“你知道‘蚕’吗？”

　　“Silkworm.”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替她回答了。

　　“对了，”老师说，“silkworm肚子里有胶质，这胶质从它嘴里一条条地吐出来，就是丝了。这个蚕，慢慢地吐，慢慢地吐——一直把丝吐完，吐到它死掉为止……”

　　“丝吐完，它并没有死啊！”原来这一班学生都是读过生物学的，知道蚕吐完丝要变蛹，蛹还要变蛾，蛾还要结婚，婚后还要生孩子……前途无限，以后蛾的家庭生活还有得过呢！中国人不懂科学，就说它死掉了，真是胡说！大家不服，所以全班都和老师争辩起来。

　　“这是情诗嘛！”老师说时抓抓自己的头，“写情诗，就当它‘死掉’才能感动人！”

　　“No！”这位收情诗的小姐大不以为然。她说：“谈情说爱多美好，为什么一定要‘死掉’才能感动人呢？……哦！我最怕进殡仪馆！”

　　“我也最讨厌说什么‘死呀！死呀’的，”另一位女同学也响应地说，“我才不要读这样的情诗呢！哼！”

　　她这句话，显然是代表全班学生说的，大家一致同意。

　　“下一句又说些什么呢？”另一位男学生总算替老师解围，把目标转移了。

　　“在第二句里，”老师说，“他自比蜡烛。”

　　这句话又引起了全堂的哄笑。

　　老师连忙解释说，中国蜡烛没有美国货好，一燃起来就如丧考妣，热泪横流。

　　“他说他爱你，”老师又补充着说，“爱得像一支中国蜡烛一样，他不到粉身碎骨，他想念你的眼泪永不会流干的！”

　　“他想念我！？”收信的小姐又感到奇怪了，“他想念我，为什么一定要哭呢？——方头大耳的男人！”

　　“中国人嘛！”老师尴尬地说，“中国人谈恋爱就要哭。”

　　“Ah，no！”全班又不约而同地齐声抗议。

　　“你们中国人谈恋爱一定要‘哭’吗？”一位金发女学生低声问她邻座的黑发女郎。

　　“只有他才要哭呢！”那收信人把她的情书举出来，在空气中一划。这时正好铃声大作，下课了。

　　这一课“唐诗”总算无疾而终。铃声虽然替中国式的爱情宣判了死刑，铃声也拯救了为着师生异趣、讲唐诗讲得难以收场的青年老师。

　　上面所说的这位青年老师当然不是朱文长，但是朱文长却是他的平辈，他们同是第二次大战后在美利坚的大学里教洋学生欣赏唐诗的拓荒者。他们在以英语教授唐诗的班上，都替写情书的中国同学帮过忙。朱文长教授不也是为帮忙解释唐诗名句“此物最相思”而伤过脑筋的吗？所以他们在文曲星的账簿上所积的阴功，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在以英语讲解唐诗上所遭遇的困难，也大致相同。

　　中国是个诗人的国家。以前中国人做诗，又往往要说“诗必盛唐”，唐诗的确是中国的诗学正宗。不谈中国诗则罢，要谈，则必自唐诗始，然后再向前后延伸。所以一千多年来，单是谈唐诗的书，便可独自成立一个大图书馆，真是插架琳琅、汗牛充栋！可是这些专攻唐诗的诗人、诗评家、诗话作者等，几百年来，谈来谈去，也谈不出太多的新花样。

　　清朝乾隆年间《四库提要》的编辑们便把中国传统的诗评家分为五大“例”，每个例子举一人为代表。他们说南朝梁代作《诗品》的钟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唐朝的和尚皎然所作的《诗式》，是“借陈法律”；和皎然同朝代的《本事诗》的作者孟棨的方法是“旁采故实”；宋朝刘攽所著的《中山诗话》和欧阳修所写的《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除此之外，元、明诸儒，多不足论，所以他们认为传统中国文学批评里，“后所论者，不出此五例中矣”。

　　纪晓岚等这批乾嘉学人，把古今诗评就这样“五例”带过，虽多少有点武断，但是目录学者们如仔细查查，从钟嵘到王国维，大家所谈的，实在也跳不出“五例”太远。这就是传统中国诗评学的范围。纵有一枝红杏出墙来，也不会出得太多，因为它的根总归是在墙内啊！

　　这个中国传统由中原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南向则传入安南。这些邻国的强人墨客虽然已不是“唐人”，但是对唐诗的研究，瓜不离藤，他们也摆脱不了我唐家香火。

　　本来，任何文人、思想家、哲学家……一般都跳不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如来佛，文人学士只是些孙悟空。孙悟空如跳不出这个手掌，则齐天大圣的天地，仍然不过是一片巴掌而已，不论如何神通广大，腾云驾雾，他始终也不过是个巴掌里面的圣人罢了。

　　近百年来，时代不同了，“孙悟空”的天地变得广阔多了，他竟然能从“如来佛”的掌心跳到另外一位“佛祖”的掌心去了。跳出之后，果然耳目一新，近六七十年来留学归国的博士诗人们，真是成筐成篓的。旨哉易卜生，欹欤浮士德；上通廊庙，下及普罗……僵了千多年的诗评学，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国古代的诗人，也在新批评家的眼光里换了新装。杜子美、柳宗元都换了工人衣；温八叉、柳三变却穿起了资产阶级的燕尾服。同样的一群诗人——容我说句洋话——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角度里，都显出了不同的“透视”（perspective）。无疑的，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总算在“孔家店”所出产的“头巾”之外，又找到几顶“洋帽子”来戴戴了。

　　这些原是当年海外留学归来的新文人对我国诗评学流变中的最大的贡献。可是吾人如仔细翻翻这批时髦的爷们的著作——从早期的胡适、周作人到晚近在港、台、北美搞“新批评”的哥儿们、姐儿们——他们给予我们读闲书人的印象是大同小异的。笼统地说一句，他们都是在欧美现行的文艺思潮激荡之下，为求变而变。这种求变之心，正和美国孩子们的剃头一样：嬉皮一来，大家都跟着做长毛，把巴伯（barber），理发师饿死算事；暹罗国王驾到，大家又把脑袋剃得精光，让青色的和尚头在春风里荡漾。为变而变的本身就是目的。胡适之先生说他自己在文学上求变的经过是“逼上梁山”。但是如果我们把“诗学革命”这件事仔细地拆开来看看，这位“但开风气”的大师实在是“自愿落草”，围剿他的人，也是他“落草”以后才惹起来的，“逼上梁山”云乎哉？

　　最近读闲书，又读到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唐诗浅探》。细读之下，我觉得文长这本书倒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逼梁上山”的作品，一部能打破旧框框而又没有掉入时髦俗套的好书。作者“浅探”唐诗，原本也是从“五例”出发的，但是“五例”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有特殊背景的要求，所以他才“红杏出墙”，搞出个“六例”来。这本小册子，我们骤然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细读之下，才觉得它特别有新义，真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笔者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把我的朋友朱文长捧出来，“骑在人民头上”，说他“文起八代之衰”；我只觉得他这个“浅探”，却给唐诗做个新透视，而这个新透视是作者以洋文教洋人读唐诗这个特殊经验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他这个特殊经验，是我国近千年来，自欧阳修到王国维，所有的传统诗评家所未尝有的。根据新经验、新灵感做新透视，这便是这本小册子之所以能不落俗套的基本动力——这也是作者在千百本“深探”唐诗的著作之外，还要来“浅探”它一下的“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

　　年前笔者路过李白纪念堂，不觉也“口占”了“来来往往一首诗”。我说李大师，“未见红尘十丈起，亏他犹自做诗仙！”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