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日所爆发的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和同年12月12日至25日所发生的西安事变，屈指算来，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这两个事变，前者不足两月，后者不足两周，它们不特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运行的轨迹。西安事变既然比较出名，今且颠倒其顺序而论之。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倒可以屈指而计之：

　　一、它把当时的蒋委员长——也可说是整个国民党吧——“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参见蒋夫人最近在台北发表的悼夫文）临时叫停；把一个四面楚歌、危急万分的红军，解救了出来。

　　我有一位在当今中国史学界颇有声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说过：“没有西安事变，我不相信那一点点共军就消灭不了。”

　　历史学家虽然不能臆断历史上有可能而实际上并未发生之事，但是一个有深度的学者的话，也不是只凭意气出口的。因为蒋氏那时的政策虽愿保留共产党，以为将来联苏抗日留个余地，但他却是要“彻底消灭”共军的。可是当时共军之存在亦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条件（宋庆龄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彻底消灭亦属不易。不能彻底消灭，就变成零星打斗，那也会纠缠不已的。“内”既不能“安”，“外”也就不能“攘”了。恰于此时张、杨二人搞出个兵谏，使双方都保存了面子。国民党停止“剿共”；共产党不但红军接受改编，共产党人且愿再度加入国民党（见蒋著《苏俄在中国》）。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再度加入，蒋委员长和夫人却接受了共产党军队半独立式的改编，并由南京中央补充弹药、接济粮饷（这时南京派往延安的代表是中委邵华。邵先生是笔者的中学老师，这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终使共产党军队由半独立而独立发展，由茁壮而成长。楚河汉界，平分天下，最后竟然取而代之。

　　二、西安事变把抗日战争提前了。抗战是拿全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之一掷，岂是搞着玩的！我们的抗战是否可以避免，无人可以臆断。但是史家可以认定的，则是那时日本侵华并无固定政策。战前那些所谓“事件”，都是一批“鲁莽灭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无“鲸吞中国”之大志；而我们地大物博，加上个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和他们再打它一两年太极拳，不是不可能的（参见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彼方秘档）。

　　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之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收其实利呢？那就很难说了。

　　有人或许会说，那时全国民气沸腾，爱国人士都痛恨“南京中央”的亲日卖国政策。所以，你不打，全国人民也要打；你不打，日本人也会逼着你打。这些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均属似是而非之论。笔者昔年在哥大即曾撰长文（原著为英语）辩正之。我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但是它在1937年的7月7日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

　　须知蒋氏那时的“太极拳”政策，在当时国内军、政、商、学各界，也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亲日卖国”原是“欲加之罪”，可是蒋公的“太极拳”却被西安事变结束了。

　　事变之后，蒋在国内声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他被倭奴欺侮太甚、舆论逼得太紧，全国上下又一致拥护，内战结束、全国一统又提供了对外战争的必要条件——“内”既不必再“安”，“外”就不得不“攘”。蒋公被内外一致逼上梁山，心一横，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抗战到底”了。

　　今日读者和作者的生活状况，都是这个抗战到底的结果；而抗战到底者，西安事变实促成之；而西安事变者，乃当年张少帅和杨老总一时冲动之下干出的，也是当年蒋委员长一时大意失荆州、单刀赴会、误入虎穴的意外小事也，其影响于我辈命运若此！

　　当今中国史学界当然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全民敌忾之气激成的，也有人认为是中共和第三国际统战政策的成功。但是五十年来还没人敢说，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所以，西安事变者，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它改变了人类历史运行的轨道，也可说是历史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吧。

　　蒋氏何以单刀赴会？

　　但是中国近代史上何以发生这个“偶然事件”呢？关于张、杨二人当年受激成变的心理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所想不通的，则是那位“一生唯谨慎”的蒋委员长，何以于“剿共”前线，在两支军心不稳的杂牌部队之间，来个单刀赴会，结果连人带马，加上半朝文武，于一夜之间被两位“叛将”一网成擒？

　　事实上，用现代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基本学理来分析蒋之行为，也不太难于理解。

　　须知我国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山区公路上，卡车尸骸累累的所谓“翻车地区”，往往都不是所谓一级“险区”。司机翻车或“打山洞”（战时司机俚语，指车头撞山）的处所，往往都在“履险如夷”之后的次级险区。

　　据美国当前对车祸的统计，亦以离家不远的地区为最多——何也？无他，大意失荆州也。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了事，也正和卡车司机驶过最险区才“打山洞”，有其异曲同工之处——蒋公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六个月，刚刚“履险如夷”地驶过最险区；驶过之后，他老人家却在次级险区的西安“打了山洞”。

　　西安事变之前，委员长驶过一个什么样的高级险区而履险如夷呢？那便是同年6月在两广发生的六一事变。

　　六一事变的危机

　　六一事变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它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而反对“南京中央”的“兵谏”；只是——且让我用个当今的时髦名词——西安事变是一件“阴谋”，六一事变则是件“阳谋”而已。

　　搞起这个“阳谋”的首脑是虎踞两广、拥兵数十万、飞机数十架、械精饷足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西首脑、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论造反实力，则后来搞“阴谋”的张、杨和他们简直无法相比。

　　陈、李、白这三位老哥何以忽于此时要起兵北上抗日，与南京中央为难呢？说穿了，这只是当时国民党实力派内讧之一环罢了。两广这两支久与中央嫡系不睦的杂牌军，在派系斗争中屡占下风。但是经过五年生聚、五年教训之后，自觉三人合伙，实力不在蒋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见蒋某外迫于强寇、内困于红军、中窘于学生救亡运动，已经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就在这所有蒋氏政敌都幸灾乐祸之际，他们遂决定以“抗日”为号召，“造反有理”，来报一箭之仇，与南京抗衡争霸，逐鹿中原。形势看好，万事俱备，陈、李二人乃于1936年6月1日领衔发出通电，要率两广健儿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锐随即于6月5日强渡黄沙河，进入永州；粤军亦直迫衡阳，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时刀光剑影，一个“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两广有什么把握，能于此时对中央用兵呢？这就因为他们那时估计——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说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换言之，在两广领袖眼光之中，当时的蒋介石，亦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孙传芳可以被以两广为根据地的革命军一举打垮，今日占据南京的蒋某，为何不可照样驱除呢？——这便是他们三位搞六一事变的思想体系吧。

　　孰知他们这一件“阳谋”，事未叠月，兵未血刃，便一败涂地。陈济棠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众叛亲离，与李宗仁分金散伙，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

　　这位“南天王”为什么弄得如此狼狈呢？原来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说“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报效党国”去了；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将军亦亲口告我甚详）。这一来，“六一运动”弄巧成拙。军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号投机造反，岂可骗人？

　　“南天王”一倒，广西李、白二人孤掌难鸣，中央大军四合，讨伐就在旦夕。白崇禧这时只好藏身避祸，让李宗仁单机飞穗，谒蒋表态，重献忠诚。委员长不为已甚，才宽慰而恕之，结束了这场“阳谋”闹剧（见所引的二李前书）。

　　刘廷芳的“内幕”故事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变的始末，是事变以后五十年来的公开历史。李宗仁先生在50年代也亲口告诉我，六一事变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