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朴树是在印度认识的。2017年春节刚过完，他飞到印度去拍汽车广告，我也在。

　　“你喜欢印度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主动走过来打招呼。他看起来心情很好，也希望身边的陌生人心情是好的。不过，看得出来，这不是他平时习惯和擅长做的事情。因为无论我回答的是什么，我们都很快就笨拙地聊不下去了。他只好摸着鼻子出门抽烟。

　　我知道，他喜欢印度。前两天，他带着收音器材去了新德里的贫民窟。他和小男孩一起踢球，给老人听他的新歌，还差点动了念头想要收养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里的人，无论在婚礼和葬礼上都会大声歌唱，扭动自己的身体。

　　确实，印度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只有身临其境，我才明白为什么李安的少年派只能是印度人。

　　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在恒河边看完日出和印度教教徒的早祭，沿着石头台阶往城里走。在售卖布匹和修理摩托车的小店铺中间，藏着一两座佛寺。再走上一百多米，拐角处还有一间简陋的基督教教堂。到了晚上，太阳下山，站在露台上吹风，能够闻到咖喱和辣椒的刺鼻味道，能够看见硕大的飞鸟掠过，还能听到隔壁清真寺传来悠扬的晚祷声。

　　少年派在印度这片土地上长大，他在这里能够拜伏到几乎所有宗教。但最终，当他在大海上孤独漂流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位神灵对他施以援手，他只能靠自己去到彼岸。

　　对朴树来说，印度足够丰富。临行前，他新认识的道家老师对他说，你现在过得太干净了，最好多去热闹点儿的地方。于是，他放弃冰岛，挑了印度。

　　但直到临行前一刻，他还在纠结和懊恼。他的新专辑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拖延之后，已经接近最后一个deadline了。音乐没录完，歌词没写完，录唱要几个声部不知道，缩混后期和美术设计就更没着落了……

　　他愁眉苦脸，冲着经纪人发脾气，说，只给两天，去北戴河拍得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跟拍摄团队开会的时候，他又禁不住好话和笑脸，希望让所有人都高兴，一个不小心，就松了口。

　　刚答应下来，晚上回家一想到唱片的事儿，他又后悔了，于是到处查机票信息，巴不得早去早回。

　　最后，刚到印度没两天，他状态一好，又把唱片抛到脑后。“反正……我不管，那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有时候，经纪人会偷偷管朴树叫“轴逼”。他就是这样一个爱钻牛角尖又反复无常的人。他的天性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他的教养又希望让别人舒服，二者一旦发生冲突，他就特别容易走极端。这种“极端”，放在北京话里就叫作“轴”“拧巴”。

　　这种劲儿放在生活上，显得他不是一个那么好相处的人。天蝎座，上升处女。从迷信的星座学角度猜测，这基本上是一种绝症，意味着追求极致的控制狂，较真，偏执，爱钻牛角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比如说，经纪人只要问他一句“明天演出穿什么衣服”，他能想一整个晚上，恨不得失眠；只要去外地演出，他必定提前上网查酒店，看看评价好不好；化妆师早上敲门给他化妆，去早了不给开门，去晚了他会说，你迟到了三分钟；他和乐队一起排练，向来是谁迟到一分钟，罚款一百块红包。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钱，但坐个三蹦子也要还五块钱的价。当然了，他绝不是在乎钱的人——这么多年，借给半生不熟的人又收不回来的钱都有好几百万了——但他就是爱较这个劲。

　　这种劲儿放在创作上，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完美主义拖延症。2014年录《平凡之路》的时候，当天晚上九点钟进棚，第二天早上六点要交歌，后面还有一百多人的宣传团队在等着，录音师也扛不住了，但朴树就能因为对一轨键盘的音色不够满意，纠结到最后一刻还不肯走。经纪人一看不行，赶紧拔了U盘。

　　4月8日这天，朴树好不容易弄完了所有的词曲，就等录唱了。他第一时间电话打过去，要求经纪人立刻帮他定录音棚，找录音师，找八个童声合唱，再找两三个和音歌手。经纪人蒙了，手忙脚乱一通安排，好不容易和十几个人确定了三天后晚上九点钟进棚。结果，朴树说不行，他那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必须改天。

　　经纪人疯了：“还好他是艺术家，要换一般人，早挨揍了。”

　　以创作为职业的人，都有点自我中心。这听起来或许傲慢，但无论你喜不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创造犹如平地起高楼，需要全神贯注。这种专注如鬼神附身，无法顾及与他人的协调。

　　不过，自命为艺术家，将自我意识摆在前面，也有可能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朴树24小时不间断流淌的日常生活里，何止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根本就不出门，晚上八点半之后也不见人，他甚至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或者保证丈夫的创作空间，他的妻子吴晓敏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生活。有文章说，她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大致意思是，老公在家里弄了一个大大的工作室，但是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门，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从很早的时候起，朴树就开始遭遇这一类的困惑—— 一个艺术家到底应该怎样去生活？是让自己爽更重要，还是让别人舒服更重要？是自由更重要，还是爱和怜悯更重要？是坚持自己的标准更重要，还是显得随和可亲，不给别人添麻烦更重要？

　　说到底，怎样在超我和本我之间安放一个稳定又平衡的自我？很多艺术家处理不好这件事，要么早早丧失了创造力，陷入平庸，要么加速奔赴死亡和毁灭。

　　朴树闻得到这种危险的味道。

　　1999年，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爱接受采访，戴着墨镜、帽子和耳机，往人群里一坐，手放在膝盖中间，身边的艺人谈笑风生，他就这么面无表情旁若无人地待着。

　　很多年以后，朴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当年的某个乐坛颁奖礼。当时，毛宁还是歌坛大哥，领完奖下台，过来和朴树握手，结果他愣是没怎么搭理人家。这一段把他自己都看乐了。“我的反应怎么那样啊。小时候真是去你妈的，我就把自己关起来。”

　　2003年，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又突然变得特别配合采访。他不厌其烦又没完没了地回答重复的问题，就连记者们都觉得“过了”。当年，在《北京青年报》的一个采访里，他提到自己的变化，连珠炮一样说了这么些他自己也许一知半解的词：宽容、尊重、舍弃、配合、行业规律、自我约束……那是一次全国52个城市的巡回宣传旅行，在旅行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崩溃了。

　　导火线是2007年的真人秀《名声大震》。那是一次长达3个多月“完全失控”的演出。其他艺人都是节目组安排曲目，朴树不行，他自己想歌就得想个三四天。到了现场，其他人直接就录了，朴树不行，他觉得鼓的声音得大点儿，键盘的声音得小点儿，这里要多一个DJ，那里要加一个调音师……反反复复，他发烧了两个多礼拜，打着封闭针录完最后一期节目，心跳只剩下一分钟四十几下。

　　这还只是生理上的崩溃，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迷失。2008年，他的发小、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刘恩从美国回来探亲，去他家聊天。朴树告诉他，每天睁开眼睛都不想起床。

　　“又没人找我，我又不缺钱，起床也不知道干什么。”

　　这次见面让刘恩很久都缓不过来。他和朴树都是北大家属院长大的孩子，小时候一起玩弹弓，长大了一起玩乐队。在他的印象里，朴树虽然有点怪，不爱说话，但是是个特别有主意的人。他特别记得一个画面，高中的时候，朴树有一次来他家楼下喊他，两条腿支着自行车，远远地就说：“哥们这辈子就交给重金属了。”

　　这么一个人，这么年轻就颓了。

　　几天之后，刘恩缓过劲儿来了。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圈老人儿的酒局，一个大长桌子，二三十号人，来的人不是老了，就是颓了，还有个哥们，胳膊伸出来豁着老长一个大口子。总之，每个人都恨不能把自己往死里喝。

　　这一年，刘恩三十出头，拿到技术学位，在美国东海岸定居多年。他已经不理解北京的这个世界了。他不明白，这些老朋友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大概十年前，大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们都在上大学，晚上没事就去北大南门的潜水艇酒吧演出，演出完了，也是这么一个大长桌子，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当时，张亚东就穿着军大衣坐在那儿，老狼喜欢侃大山……“朴树就坐着，不说话，但你能感到他也是开心的。”

　　刘恩很快结束了震惊的假期，回到美国继续他的投行生涯。朴树则在东三环边租了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那几年，他不做音乐，也不见做音乐的人；除了买烟和遛狗，他基本不下楼。从2009年中到2011年上半年，他没演出过一次；经纪人不得已改了行，卖二手车，但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