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叔叔和爸爸做了十几年的朋友。
于叔叔是个木匠师傅。
我们家里现在还有些于叔叔给我们打的家具,颜色已经很陈旧了,但是结实得很。这是相较于后来在家私城买的一些意式家具来说的。那些很贵的家具让我领会了什么叫作徒有其表。到了梅雨季节,有些抽屉就因为变形拉不开了。
于叔叔打的家具是爸爸自己设计的,记得于叔叔当时经常很有主见地说,毛工啊……“工”是工程师的简称 (在爸爸的工作系统里职称是以工程师为中心词来确定的,所以就有助工、高工之说)。在科研所大院里,大家也互相尊称某工。于叔叔很聪明地入境随俗了。他说,毛工啊,这样不行,架子撑不住。这意思就是,图纸上有些地方不符合力学原理。爸爸就很好脾气地说,你有经验,你看怎么弄。
于叔叔大刀阔斧地干了一场,打了一堂在我们大院里险些引起轰动的家具。
后来家里添了一个博古架,因为空间的缘故,就要淘汰掉一件于叔叔打的家具。雇了人准备运走,为了运送方便,来的人利利索索地把家具肢解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件家具深藏不露的底部。上面赫然三个大字——于守元,这是于叔叔的签名。
爸爸就笑起来,说这样青史留名了,老于骨子里是个艺术家啊。妈妈也笑,说守元年轻时真是精灵得很。
看得出来,爸爸妈妈由衷地热爱着这个朋友。
我小时候是个烦人的孩子,大人们和我相互都很不屑。当然也有例外,于叔叔和我的交情,是可以算得上哥们儿级别的。
中国的头几代独生子女,是最最悲哀的,既无组织,又无个性。人格往往畸形,在家里是一览众山小,出去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又一蹶不振。这样通常折腾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闭型,心甘情愿在家做微型首脑,也不愿参与任何外交。第二种是狂傲型,蔑视权威,盲目自大,在外面跌跌撞撞而百折不挠。
我偏偏两种都不是,乖外戾内,表面上人见人爱一小孩,做出事来逼得人发疯。
于叔叔第一次看到我,我正埋头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于叔叔很讨好地弯下腰,说,啊,小知识分子。我迅速地向他摆了一个笑靥。妈叹了口气说,唉,你不晓得,这孩子,难搞得很。
我在第二天就对于叔叔的工作发生兴趣,在此之前我认为所有大人都是些碌碌无为的动物,所做的事情枯燥无味且缺乏创意。
所以当我看到于叔叔在木板上这么一推就推起浪花千朵,很有惊艳之感。但是为了顾及已经在这个陌生人心目中树立起的小知识分子形象,我不得不摆出些矜持的态度,我点了一下头,说,嗯,这个,有意思。于叔叔抬起头,很认真地看了看眼前这个说大人话的小毛孩,突然做了一个很疲惫的表情,大幅度地擦了脸上的汗,说,唉,叔叔累了。你来吧。
我?我对突然被委以的重任显然缺乏思想准备。于叔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抱到腿上,把着我的手摁住这个叫刨子的东西。然后很雄壮地说,来,上。说着就往前呼啦一推,顿时眼前现起惊涛拍岸。我的心中澎湃极了,当时我的念头是,原来老爸不会做的事情,我是可以做的。当然我彻底地忽略了身后这个助手在这件事上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过我承认,我和这个陌生的大人是有些相投的志趣了。
以后我仔细地研究了于叔叔的家什,心中惊叹着,一面就把劳动人民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都算在了这个高个儿大人的头上。看到一样我就问,叔叔,你怎么会想起来发明这个?于叔叔就大言不惭地说,因为需要嘛。然后就讲些使用的方法和原理。我似懂非懂着,心中渐渐就五体投地了。
小孩总需要偶像,我也未能免俗,于叔叔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地填补了我的信仰真空。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现在想来,于叔叔年轻的时候,外形上也的确合乎偶像的标准,高大,鲁莽。一头乱发,左耳夹着铅笔头,右耳夹着一根烟,说话时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你,实在是倜傥得很。
我和于叔叔的友情迅速升温。于叔叔的确是个仗义的人,允许我把玩他所有的工具。当我挥舞着一把刮泥子的大刀闯进厨房时,妈妈大吃一惊。妈妈缴了我的械还给于叔叔,一边说,看到了吧,这孩子其实厌得很;一边警告我,不许摸东摸西的,影响叔叔工作。我作为一个表面上的好孩子有其正直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从来不做阳奉阴违的事情。所以妈妈走后,我就真的很老实,可是又很不甘心地围着于叔叔转悠。转了一会儿他说,毛毛,你要把叔叔转晕了。我就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他看出我的寂寞来,说,小伙子,振作点,你妈不让玩武的,咱来文的。说着就拿出墨斗来,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在木板上一弹一条直线,奇直无比,省时省力。联想起爸爸在图纸上用尺吭哧吭哧才画出一条线来,我觉得于叔叔实在是高人,更何况我认为墨斗是他的发明之一。于叔叔找出一张报纸,用墨斗在上面弹上几弹,就弹出些纵横交错的格子。他找来些图钉,撒在上面,说,叔叔教你下棋。我恍然道,哦,我爸也会,围棋嘛。于叔叔说,哈,那是知识分子玩的,太深奥了,叔叔是粗人,叔叔教你下五子棋。我想当然地有些失望了,因为我认为爸妈做的事情都太枯燥,比这些事情更浅显的,会是什么东西呢。后来在于叔叔的循循善诱下,我就和他来了几把,谁知越来越有兴趣。这种棋规则简单,却变化多端,基本上速战速决。没有围棋里长考那些让人如坐针毡的东西。而且我居然从第三把就开始赢,自然是越战越勇。我现在当然知道于叔叔是在让着我,这叫作赏识教育,于叔叔看来是深谙儿童心理的。不像我妈,动不动就说,唉,后悔死了,毛毛你这么笨,妈妈生你前吃的补品还是太少了。而且长大后也知道了原来五子棋并非只是粗人玩的,是列入国际比赛项目的,有个正经的名字,叫五子连珠。
正玩的时候,妈妈走进来,看我安安生生地和于叔叔下棋,心里惊讶得很,对爸爸说,毛羽,你儿子和新来的师傅玩得好得很啊。爸爸沉吟了一下,说,这倒真是个奇迹了。
吃饭的时候,于叔叔原是不愿上桌的。说随便搞点拿到做工的房去吃,吃完了好干活。妈妈知道他是应了以往东家的规矩,就说,师傅,我们家不讲究这些礼数的。你来了就是客人,客人哪有不上桌的。推让了一番,于叔叔上了桌。在桌上却不自在,饭也吃不安生,是因为我。我是个熟来疯,这时候是放下了矜持,极力要和于叔叔打成一片的。不停地向他问这问那,却不十分有眼色。于叔叔碍着我父母的缘故,拘束了很多,说起话来也不利索,倒成就了一个寡言的形象。妈妈看他饭吃得也不爽气,渐渐疲于应付我了。就呵斥道,你这孩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韶(南京方言,话多),平常人来了又不出趟子,一句也不肯多讲的。
于叔叔就赶紧插话,说毛毛这么小的年纪,倒是少有的有见识,比我们家两个小的强多了。听到这里,反而是妈妈起了好奇心,放下了客套,絮絮地询问起于叔叔两个小孩的情况,这样一来,于叔叔又是一五一十地忙着回答,这顿饭到底还是没有吃好。等妈妈觉悟了,赶紧说,师傅你吃你的,什么时候得空把孩子带来玩。
于叔叔的确有和小孩子相处的经验,他很会带小孩子玩,玩的方法又不拘一格。不过对我而言,种种玩法都新鲜得很,又仿佛都是不计成本,就地取材的。这就使玩这件事本身充满了创造性的因素。比如他说,毛毛,你去找个大扣子来。然后他就把一根线从扣子对角的两个孔穿起来,结好。然后撑住绳子的两端绕上几圈,再这么一拉,扣子就呼悠悠地转起来。这东西是运用了物理学势能和动能相互转化的原理,有些类似于西方小孩玩的YO-YO(悠悠球)。我于是一度乐此不疲,后来妈妈发现她的呢子大衣上的扣子统统失踪,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再有就是妈妈为了爱惜她的缝纫机,去买过一个罩子,上面有许多塑料的气泡,是防止磕碰的,这就又埋下来一些玩的契机。于叔叔发明了一个比赛,看谁可以把上面的气泡挤得更响。往往赛事发展到噼里啪啦如火如荼的时候,妈妈会走进来。这时候于叔叔会表现得比我更加不镇定,搓着手,支支吾吾地说,呵呵,朱老师,呵呵。妈妈一转身,身后自然又是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
后来有一件事,使我和于叔叔之间产生了龃龉。现在看来这件事说不上是谁的错,说到底,也是一个时局的问题。我当时上的那间所谓重点幼儿园,有些无视国情的改良举措。其中之一就是,从中班开始上英文课。五六岁的孩子,连中国话还讲不利索,像我这样能够看小人书的,已经算是个中异数了,遑论其对于外语的兴趣。更奇的是,外语老师自己发明了规定,规定小孩子课后要在家里朗读当天的所学若干时间,还需家长签字。问题在于,当时英文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远不如今日。会念了ABC的孩子,在爷爷奶奶面前往往就成了权威。后者又何以监督前者的学问,真是不得而知。想象一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