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宫商发越”“河朔词义贞刚”,用来评价南北朝的文学虽失之偏颇,以它们来概括南北朝民歌倒是比较准确。南朝民歌柔婉、细腻、清丽,北朝民歌雄强、粗犷、质朴,这种不同的艺术特征即使“不识字人”也“听”得出来,而这种不同风格的形成则根植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南朝民歌主要包括吴声歌曲和西曲两类,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吴声歌曲共三百二十六首,西曲共一百四十二首,另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共十一曲十八首。
吴歌产生于六朝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及其周边地区,因这一带习称为吴地,产生于此的民间歌曲也就称为吴歌。《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产生于江汉流域,《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州市)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荆、郢、樊等地为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中心,因而称产生于此的民间歌曲为西曲。吴歌、西曲不同于汉乐府民歌采自穷乡僻壤,它们的发源地是经济文化发达的都邑。神弦歌的产生地从歌中地名看也不离建业周围。南朝民歌中有些曲调可能在东吴时就有人歌唱,但吴声、西曲主要兴盛于东晋及宋、齐、梁、陈五代,前后若二百七十多年。
南朝民歌基本上都是情歌,其题材内容不出男欢女爱,《乐府诗集》卷六十一引《宋书·乐志》论述其原因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这里的分析有点倒因为果,“新声炽而雅音废”不是由于“不能制雅乐以相变”,而是南朝人厌倦了先王的“雅音”,喜欢淫靡的“艳曲”,沉溺于郑、卫“艳曲”背后别有更深层的文化思想和地理风尚等原因。
首先是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吴歌和西曲产生地长江流域不仅物产富饶,而且水软山温,茂林修竹,花木繁荫,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很容易变得浪漫、活泼、细腻、多情。荆、扬二州是南朝最富庶的地区,《宋书·孔靖传论》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明媚秀美的山川,相对富庶的生活,浪漫多情的性格,自然容易激起人们对享乐生活的向往,激起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求,《南史·循吏传》描述宋、齐盛世时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时说:“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到齐“永明继运”的“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都邑”中华妆盛服的“士女”在“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易于相互倾慕,恋爱时“歌声舞节”之中所歌唱的当然就是缠绵悱恻的情歌艳曲了。
其次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东汉末儒家的道德传统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逐渐松弛,“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社会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士庶的精神也越来越自由,行为也就越来越毫无拘检,男女之防成为笑柄,节之以礼更古板可笑。《南史·王琨传》载琨为人“谦恭谨慎,老而不渝”,“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琨时为度支尚书,要琨同听,传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无亲授,传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后取,毕又如此,坐上莫不抚手嗤笑”。节之以礼这种原来深受推崇的行为现在广为士庶所嗤笑,大家不受节制地满足自己的情感欲望,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情歌艳曲的兴盛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最后是社会风尚尤其是士人的好尚。南朝社会从上至下都崇尚逸乐和享受,皇室和贵族之家更有逸乐的条件,上层社会家蓄女乐已成为一时风尚,女乐所演唱的大多是刺激感官的吴歌楚舞,《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梁萧子野《宋略》说:“扰杂子女,荡悦淫志,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漫为瑰玮;会同享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扬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士人普遍对雅乐失去了兴趣,连东晋尚书令谢石也为“委巷之歌”(《晋书·王恭传》)。到齐代“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南齐书·王僧虔传》)。无论是深宫中的君主,还是朱门里的衣冠,抑或是廛里中的平民,朝廷宴会之所奏,士人雅集之所吟,百姓道路之所唱,无一不是当时流行的吴声、西曲这一类“新声杂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对此有深入的论述,可参看)。
吴声、西曲中绝大部分是情歌,所表现的又主要是都邑中士女的恋情。这种恋情又很少是礼教所认可的夫妻恩爱,常常是为封建道德所不容的艳情,因而南朝民歌中的情诗多写得真挚缠绵而又热烈放纵,如: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
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子夜歌》之三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
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子夜四时歌·秋歌》之四
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
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
——《子夜四时歌·秋歌》之七
秋爱两两雁,春感双双燕。
兰鹰接野鸡,雉落谁当见?
——《子夜四时歌·秋歌》之十四
我有一所欢,安在深阁里。
桐树不结花,何由得梧子?
——《懊侬歌》之七
或是在情郎膝上撒娇,或是暗暗与情人约会偷情,女的在月光如银的秋夜轻解罗裳,男的更是将情人藏在闺阁中怀孕生子,诗中两性打情骂俏之大胆放纵是从前情歌中所少见的,诗中的恋情虽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但它们仍是男女的两情相悦,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玩弄和占有,与统治者的荒淫堕落有本质的区别。
吴声歌曲中最主要的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读曲歌》《华山畿》《懊侬歌》几种。《乐府诗集》交代《子夜歌》的由来时说:“《唐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这一曲调十分哀怨,结尾都有送声。同书引《乐府解题》说:“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 可见,《子夜四时歌》虽是《子夜歌》的变曲,但曲子的情调由原来的哀苦变为欢乐。先看看《子夜歌》:
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坞。
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
——《子夜歌》其十一
夜长不得眠,转侧听更鼓。
无故欢相逢,使侬肝肠苦。
——《子夜歌》其二十八
再来看看《子夜四时歌》:
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
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
——《春歌》其三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春歌》其十
轻衣不重彩,飙风故不凉。
三伏何时过?许侬红粉妆。
——《夏歌》其十九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秋歌》其十六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
谁知相思老,玄鬓白发生。
——《冬歌》其六
《懊侬歌》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此调颇古,要约之情,特为沉切。”《古今乐录》载《华山畿》是华山(今江苏境内)一女子殉情而死,死前而唱此歌。《乐府正义》则说《古今乐录》的话荒诞不经。《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说,是民间为彭城王刘义康鸣不平而作,起初并不是艳曲,后来因社会风气所趋也逐渐变成了情歌。《乐府诗集》中这几个曲子的民歌内容一律都是谈情说爱: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
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懊侬歌》其六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华山畿》其一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