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阐述了《讲疏》对《四库提要叙》“考镜源流”上的正误，此处再分析对《四库提要叙》“辨章学术”上的纠偏。

　　在辨章学术的过程中，学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学术倾向又影响着他们对不同学派、学科、学术的评价。由于尊圣、崇经、忠君的立场，四库馆臣毫不掩饰自己“编录遗文”的目的，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事” 。他们认为经文“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对经书只能信仰而不得怀疑，对“天裁”“圣谕”只能赞颂而不可否定，一切以“天裁”的是非为是非，以“圣谕”的好恶为好恶。尽管四库馆臣反复申言“参稽众说，务取持平” ，不断强调“扫除畛域，一准至公” ，可是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及学术倾向，他们在月旦学人、论定学术、评价学派时，正如张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有时难免“逞爱憎之私，失是非之公” 。他们在总叙小叙中所阐述和勾勒的学术史，有些部分像夸张变形了的“学术漫画”：有的学人被拔高圣化，有的学派学人又被贬损丑化。

　　先看四库馆臣对汉学、宋学的态度。他们主观上申明要“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表面上看，似乎对汉学与宋学一碗水端平，而实际上正如《讲疏》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馆臣们的门面话，“然通观全书，于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之际，仍多扬汉抑宋之辞。盖习尚移人，贤者不免”。《讲疏》还特地提醒读者说：“读是书者，宜知其论列古今，自不无偏袒之见也。良以纪昀学术根柢，仍在考证。江氏《汉学师承记》，取与江永、金榜、戴震诸家并列，以其治学趋向同耳。其撰述《提要》有所轩轾，不足怪也。” 清从乾嘉开始，汉、宋之争形同水火，在《诗经》研究领域里，“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这两派名义上是论是非，而实际上是争胜负。《四库提要·诗类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一边说对于两方的意见“全信全疑，均属偏见”，一边又说“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从馆臣的取舍可以看出，他们对汉学、宋学的态度并不那么“持平”，张先生在汉宋之争中才真正能“消融门户之见”：

　　然余观朱子说《诗》，名虽废序，而阴本序说者实多。以意逆志，曲得诗旨。以视郑君牵于礼制、致纡曲而难通者，则有间矣。外此若吕氏（南宋吕祖谦——引者注）《读诗记》、严氏（南宋严粲——引者注）《诗缉》，悉能原本旧义，兼录时人说《诗》之言，无适无莫，实事求是。严书尤后出，集诸家之成，实能镕铸汉唐旧义，为一家言。自来说《诗》之书，未有善于此者。自清儒治经，大张汉帜，率屏弃汉人经说不观，迄于今三百年矣。平心论之，清儒惟考证名物之情状，审别文字之异同，足以跨越前人。至于引申大义，阐明《诗》意，不逮宋贤远甚。二三拘儒，遽欲以广搜博引，上傲宋贤，斯亦过矣。余早岁治《诗》，于陈氏《毛诗传疏》，读之三反，旁涉乾嘉诸儒考证之书，锲而不舍。及反而求之注疏以逮宋贤遗说，始于篇中之微旨，词外之寄托，恍然有悟，信足以发墨守而开疑滞，下视有清诸儒之书，直糟粕耳。虽然，训诂之不明，则大义亦无由自见。清儒发疑正读之功，亦岂可泯！顾以此为治经之功则可，若谓治经之事遽止于此，则隘甚矣。晚近说经之弊有二：上焉者，蹈袭乾嘉以下经生余习，以解字辨物为工；下焉者，则蔑弃传注，以游谈臆断相尚。舍大道以适荆棘，通经之效乃晦。

　　清儒治《诗经》“足以跨越前人”之处在“考证名物之情状，审别文字之异同”，宋贤治《诗经》之所长在阐述“篇中之微旨，词外之寄托”。在张先生看来，前者只能算“治经之功”，只是治《诗经》的基础和准备，后者才是治《诗经》的目的，它代表一个时代对《诗经》理解和体验的深度。朱熹通过对《诗经》义的深心体贴和对《诗经》艺的细腻感悟，能够“以意逆志，曲得诗旨”。郑玄的《毛诗传笺》以《礼记》解《诗经》，自然有很多曲解和附会，所以说他“牵于礼制”致使“纡曲而难通”。难怪张先生将朱熹《诗集传》置于郑玄《毛诗传笺》之上了。其实，郑玄是张先生一生都非常景仰的大师，推崇他“学术渊湛，识断精审” ，晚年还撰写《郑学丛著》以总结郑学的成就，该著可以说是郑学集大成的著作。景仰他却不偏袒他，这才说得上是“惟求义理之安，不存门户之异” ，“一准至公”，平视汉、宋。

　　在《四库提要叙》中，扬汉抑宋的学术倾向随处可见，如《春秋类叙》交代其审断标准说：“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由于主其事者纪昀的学术根基在于考证，那些“切实有征”的著作容易受到四库馆臣的青睐，而那些“游谈臆说”一类的东西则被打入另册。《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末的《案语》称：“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 从学理上讲，“征实迹”的史实考证和“骋虚论”的理论阐释不可偏废，古人将这二者分别名为“考据”“义理”，这两种学术路数都各有其优劣，“失小”“失大”更是难见分晓，尚义理者容易失之空疏，尚考据者容易失之琐碎。当时“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多在名物、训诂、考证 ，纪昀等馆臣的观点不过是乾嘉学界主导学风的反映。《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就揭明了全书的取舍标准：“谢彼虚谈，敦兹实学。” 张先生对汉学与宋学无所偏心，因而对汉学与宋学的评价也就无所偏见。在《诗经》研究上，他认为郑玄不及朱熹；在三礼的研究上，他又认为郑玄远过宋贤：“郑氏遍注三礼，为世所宗。”“宋人于名物度数，不能与之立异，惟力诋郑氏好以纬候说经……要之，三礼自是郑学。其于勘正文字异同，疏说名物情状，厥功不细，非可妄议，未宜以其小疵掩其大醇也。”同时，他也肯定宋儒治礼的独到之处：“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各有攸长，自可兼采。” “持论归乎至平，立义期于有据” ，是张先生一生奉行的学术准的。他不薄汉学也尊重宋儒，所以他在清儒的汉宋之争中能不偏不倚。

　　四库馆臣不仅常常扬汉抑宋，还往往尊古卑今甚至是古非今。来看看《乐类叙》对古乐今乐的评价：“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讲疏》分析了馆臣所谓“雅俗”之所指和其评断之所失：“苟非兼陈雅俗，断不至繁杂至此，故《四库总目叙》痛斥之。而必谓为悖理伤教，失之过激矣。”馆臣为什么如此偏激呢？除了他们的审美偏好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明王道”的政治立场，使他们把审美趣味上的雅俗，混同于政治上的是非和道德上的邪正——凡雅者必正，凡俗者必邪，于是便咬牙切齿地骂俗乐“悖理伤教”。《四库全书总目》将那些所谓“讴歌末技，弦管繁声”都视为是淫荡的“郑声”，将它们全部剔出“乐类”，归入“杂艺”或“词曲”二类中。“杂艺”被人鄙视自不待言，“词曲”在四库馆臣眼中同样“厥品颇卑” ，将流行的“弦管繁声”退出“乐类”而归于“杂艺”和“词曲”，就是把这一类音乐打入另册。从知识类型上看，无论是“律吕雅乐”还是“弦管繁声”都是音乐，将前者收入乐类，后者贬入杂艺，完全不顾知识分类和图书分类的基本原则。张先生不同意馆臣将所有“弦管繁声”“皆目为郑声”：“大抵事物之兴，古简而今繁；古代朴素而后世华靡；万类皆然，无足怪者。太古之乐，惟土鼓、蒉桴、苇龠而已。后乃益之以钟磬弦管，亦有来自域外以补国乐之所不足者，于是音乐始臻极盛。如但一意尊古卑今，举凡今之所有而古之所无者，悉目为不正之声，概加屏弃，则违于事物进化之理远矣。此学者辨艺论古，所以贵能观其通也。” 《讲疏》敏锐地指出馆臣是以音乐产生时代的早晚来判定音乐本身的尊卑——但凡古乐必尊，但凡今乐必贱。这既“违于事物进化之理”，也悖于音乐社会学的常识，充分暴露了四库馆臣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和知识社会学上的偏见。

　　这种意识形态的傲慢在子部各类小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露骨。我们来看看《法家类叙》：“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盛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