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困惑不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觉得对处理眼前的财产尚未做好准备。他是否愿意接管哈里的生意、把他今后的日子都花在公园坡的店面里做善本书和旧书的买卖？或许，就如哈里死去那天晚上他所提议的，他只需卖掉整个生意，与拉弗斯平分变卖收益？拉弗斯不要钱财这个情况并不要紧。那房子是财产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拉弗斯坚持拒绝接受出售房屋所得的一半，汤姆一定能做到让他祖母代他接受下来。卖房会有大宗现钞收入，他们每人所得不会少于几十万美元，汤姆用这份收益可以从头开始重塑自己，朝他喜欢的任何方向发展。可他究竟想要什么？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而眼下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汤姆对追求“生存饭店”这个理念是否还有兴趣？或许，他更喜欢返回他原先的“后密歇根计划”，找一份中学英语教师的差事？他是愿意待在纽约呢，还是准备离开这个城市搬到乡下去？后来几天里，我们把这些问题反复讨论了不知多少次，可除了决定离开其陋室、暂居书店楼上哈里的住处外，汤姆还在闪烁其词，还在沉思冥想，还在闷闷不乐。幸好没有压力要他当机立断。哈里的遗嘱要开始做麻烦的验证，那房契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交到受益人手中。至于哈里的其他财产——不多的银行存款、少量的股票和证券——也被冻结了。汤姆正坐在一座金山上，可是在弗林、伯恩斯坦和瓦勒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结哈里财产事务之前，他的生活其实比原来还差。他每周的薪水没有了，除非他全力以赴做好布赖特曼阁楼书店的生意，否则他就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我表示愿意借钱给他，可他拒绝考虑。我建议他夏季关门歇业，跟露西和我去度个长假，他也没有多大兴致。他说，他欠哈里的情分，要把书店开下去。这是一笔道德债务，他认为为了荣誉不得不坚持到底。好啊，我说。可靠你一人怎么经营这个店？拉弗斯走了，你就没有营业员了。你雇不起新人，是不是？他的薪水从哪儿来？

　　在我认识汤姆的所有这些年里，我第一次见到他发脾气。“别啰唆了，内森，”他说，“究竟由谁来操心？我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吧，行不行？”

　　可汤姆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眼看他身处困境，我心里很难受。就在此时，我主动提出要为书店业务做些服务——只要每月一美元的象征性工资。我说，由我来替代拉弗斯，只要需要，我可以暂缓退休来尽一个布赖特曼阁楼书店底层营业员的繁重职责。如果汤姆希望，我甚至很高兴称他为老板。

　　于是，我们生活的新时期开始了。我给露西报名参加林肯街伯克利·卡罗尔学校的艺术夏令营，每天早晨送她经过从公寓到夏令营的七条半街，然后沿第七大道溜达回来，在书店柜台后面就位。我的《人类愚行大全》撰写工作因日程改变而受影响，但我还是尽可能让我的手保持勤快，夜间在露西上床睡觉后匆匆挥洒一阵，一旦生意较淡，便这里抽个十五分钟，那里挤个二十分钟。十分遗憾的是，每天和汤姆一起吃午饭的惯例被中断了。简直没有时间享受坐下来从容就餐的雅趣，我们只好改为自带午餐，在书店沉闷的小天地里吃三明治，喝冰咖啡，用几分钟飞快地把东西吃光。四点钟，汤姆让我放下柜台后的工作，好去夏令营接露西。我把她带回书店，我们六点钟打烊之前，她可以自得其乐，从底楼书架上的四千二百册图书中挑一本来读。

　　露西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在许多方面，她是一个模范孩子。我们彼此了解越多，我就越喜欢她，越爱带着她在身边。暂时不谈她母亲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小姑娘倒可以说上千般好话。一个对大城市生活完全陌生的孩子，却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在街坊邻里中几乎一开始就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不管卡罗来纳卡罗来纳会在什么地方，英文是那里说的唯一语言。现在，每当我们沿着第七大道往返，经过干洗店、食品杂货店、面包店、美容院、报摊、咖啡馆，她就能接触很多很多不同的语言。她听到西班牙语和朝鲜语，俄语和汉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日语、德语和法语，她不但不感到害怕或困惑，反而很喜欢听到这多样化的声音。一天早晨我们从一家开着门的商店或人家前面经过，见一个矮胖的小女人朝着一个老头儿大声嚷嚷，露西对我说：“我想像她那样说话。”“Mira! Mira! Mira!” 露西模仿那女人的声音，相似得惊人，“Hato! Sucio!” 过了一会儿，她又模仿一个男人用阿拉伯语叫唤街对面一个人的声音，这些语音我就是练一辈子也不会像样。这孩子有灵敏的听力，同时又能用眼睛去看，用脑子去想，用心灵去感受。在夏令营里，她善于交朋友，过了一周就有三个不同的女孩邀请她参加所谓的“玩耍约会”。对我的晚安之吻和拥抱，她并不畏缩。她吃饭不挑食。她很少对什么事情大惊小怪。尽管她常犯惊人的语法错误（我决意不加纠正），尽管她看电视动画片看得入迷（我果断地只许她每天看一小时），我可从来没有后悔收留她。

　　她拒绝谈她的母亲，这依然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奥罗拉无形中支配着我们这个小家族的存在，不论我提了多少问题，不论我多少次哄露西，试图从她嘴里套出些有关的零碎信息，仍然毫无所得。我想，一个如此年幼的孩子身上有如此坚强的意志，这是令人赞赏的事情，但我发觉，这也是令人恼怒的事情，这一僵局拖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感到沮丧。

　　“露西，你想念你母亲，是不是？”有一天晚上我问她。

　　“我想她想得厉害，”她说，“我想死她了，想得我心都痛了。”

　　“你想再见到她，是吧？”

　　“这是我最想的。每天晚上我都向上帝祈祷，希望她回到我身边。”

　　“她会来的。你要做的事儿就是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她。”

　　“我不想告诉你，纳特舅公。我一直在对你说同样的话，可你就好像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我听见了。我只是不想让你再伤心。”

　　“我不能谈这个。我保证过，要是我违背诺言，我会下地狱被烧掉。地狱是永远的，而我还是个小女孩。我还没有准备永远被烧掉。”

　　“露西，地狱是没有的。你也不会给焚烧，一分钟也不会。大家都爱你母亲，我们想做的就是要帮助她。”

　　“不，先生。不是那么回事儿。求您了，纳特舅公。别再问我任何关于妈妈的问题。她很好，总有一天她会到我这儿来的。这是我知道的，我能告诉您的也就是这点。如果你再问我，我就回到我刚到这儿来时的样子。我会紧闭嘴巴，不跟您说一句话。可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呢？我们说话时，多开心啊。只要您不问妈妈的事儿，我就最高兴了。我指的是跟您说话。您是个叫人愉快的老头儿，纳特舅公。我们不想把好事情搞糟了，您说是吗？”

　　表面上，她看来是个最快乐、最满足的孩子，但想到她为保守秘密而必须经受的苦恼，我感到心神不安。要一个九岁半的孩子肩负如此沉重的责任，这真是太过分了。她正身受伤害，我却想不出办法来加以阻止。我跟汤姆谈到是否要送她去看看心理医生，但他认为，这只会浪费时间和钱。如果露西不跟我们说，就肯定不会跟一个陌生人说。“我们得耐心，”他说，“她迟早会憋不住那么多东西，会把一切都倾吐出来。可在她乐意并准备就绪之前，她是不会说一句话的。”我接受汤姆的意见，暂时放弃去看医生的想法，但这并不等于我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孩子永远不会准备就绪的。她那么固执，那么倔强，根本撬不开她的口，我相信她会永远隐瞒下去。

　　我开始为汤姆打工是在6月14日，即哈里的骨灰撒在展望公园、拉弗斯回牙买加他奶奶家后的第三天。上班后第二天，我的女儿从英国回来了。自从跟那个当过我孩子的妈、现在已不值得一提的人可悲地在电话里交谈过以后，我一直想着6月15日女儿从英国回来的日子，但我们仓促离开蛤蜊汤旅馆后，我因那几桩大事忙乱不堪，毫无旁骛，所以没有像平时那样注意日期。那天正是6月15日，可我当时竟忘得一干二净。六点钟书店打烊后，汤姆、露西和我在第二街餐馆吃了一顿早的晚饭，然后露西和我回到我的公寓楼，打算这个晚上玩大富翁 或妙探寻凶 ，彼此较量一番。此时我听到了雷切尔在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她的飞机是下午一点降落的，她回到家是三点，读我的信是五点。听她说信这个字的语气，我就明白一切都宽恕了。“谢谢，爸爸，”她说，“您不知道您的信对我有多重要，近来有那么多坏事情发生，这正是我需要听到的。如果我现在能得到您的支持，我想我能熬过一切。”

　　第二天晚上，由汤姆照看露西，我和雷切尔一起在曼哈顿中城吃晚饭，那家餐馆离我在中大西洋事故和人寿保险公司的老办公室不远。我们周围的世界改变得多么迅速，一个问题多么快地替代了另一问题，几乎没有享受胜利喜悦的时刻。近一个月来，我一直在为寄给我怨艾、疏远的女儿的短简烦恼不安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