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书店那条街，我忽然想到，弗洛拉来过布鲁克林，这说明哈里与其前妻和女儿仍保持联系——这显然违反了他与多姆布罗斯基签订的契约。如果这样，那老头儿何不对他来个突然袭击，收回第七大道的房契呢？据我对他们之间交易的理解，贝特的父亲可以用契约为依据来收回布赖特曼阁楼书店的控制权，把哈里轰走，让他滚蛋。我问汤姆，是不是我漏听了什么，或者这故事里还另有隐情他没有告诉我。

　　不，汤姆没有遗漏什么。那契约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唯一原因是多姆布罗斯基死了。

　　“他是自然死亡，”我问，“还是哈里杀了他？”

　　“很可笑。”汤姆说。

　　“是你说出来的，可不是我。记得吗？你说过，哈里曾发誓，出狱那天他要把多姆布罗斯基杀了。”

　　“人们说过很多事情，可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去做。多姆布罗斯基三年前蹬腿死了。他九十一岁了，死于中风。”

　　“根据哈里的说法。”

　　汤姆因我这句话笑了起来，同时我感到，他对我话里的玩笑和讥诮味道开始有点儿反感。“别这样说，内森。是的，根据哈里的说法。所有的事都是根据哈里的说法。你我都知道。”

　　“别感到内疚，汤姆。我不会出卖你的。”

　　“出卖我？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再考虑一下让我知道哈里的秘密这件事。他信任你才告诉你他的事情的，但你现在辜负了他的信任，把他的事告诉了我。别担心，傻瓜。尽管有时候我的行为像一头蠢驴，但我的嘴封得很严。你懂吗？我不知道任何关于哈里·邓克尔的该诅咒的事情。今天我唯一要与之握手的人是哈里·布赖特曼。”

　　我们在二楼哈里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坐在一张很大的红木书桌后面，在电话上跟谁说着话。我记得，他穿着一件紫色丝绒夹克衫，一条五彩丝手帕在左胸前的口袋里露了出来。在这个排列着图书、略呈褐色和灰色的环境中，这条手帕像一朵盛开的罕见的热带花朵，一下子就抓住了你的眼球。他穿着的其他细节我现在记不得了，我对他的服装本就没有多大兴趣，我仔细观察的是他的双下巴宽脸，他的稍微有点鼓出的、非常圆的蓝眼睛，还有他的布局古怪的上牙——以扇形排开，齿间都有小缝，令人想起杰克灯 。我觉得，他是一个南瓜头般的奇特小傻瓜，讲究衣着，手和手指上没有一根毛，只有他圆润洪亮的男中音才使他浑身上下矫揉造作的感觉减少了些。

　　我在听哈里打电话时，他向汤姆挥手打了个招呼，然后把食指往上一伸，向他示意，让我们等他一分钟。我不记得布赖特曼的电话内容，因为他比那个看不见的对方要说得少，但我推测，他在跟一名顾客或书商谈论一本十九世纪初版书的销售问题。但他没有提到书名，我的思绪很快就漫游开了。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我在屋里走动起来，浏览着书架上的书。据我粗略估计，在那个整齐有序的空间里应该有七八百册书，有相当旧的（如狄更斯和萨克雷），也有比较新的（如福克纳和加迪斯）。旧书大多是皮面装帧，当代的书则有透明的护皮包在护封上面。与书店楼下杂乱无章的状况相比，二楼是一个安宁平静、井然有序的乐园，那里藏书的总价值可达丰厚的六位数。对一个十年前找不到排尿之地的人而言，这个前邓克尔先生干得相当出色，真的相当出色。

　　电话打完了，汤姆介绍了我。哈里·布赖特曼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握手。他十分友好，笑脸相迎，龇着杰克灯牙齿，举止得体、大方堪称典范。

　　“啊，”他说，“著名的纳特舅舅。汤姆常常说起你。”

　　“我现在只是内森，”我说，“数小时之前我们把舅舅这个头衔取消了。”

　　“正直的内森，”他答道，皱起眉毛做出惊愕之状，“还是纯粹的内森 ？我有点儿糊涂了。”

　　“内森，”我说，“内森·格拉斯。”

　　哈里用一个手指顶住下巴，做出陷于思索的姿态。“多有意思啊。汤姆·伍德和内森·格拉斯。如果我把姓氏改为斯蒂尔 ，我们便可以办一个建筑公司，取名为木头、玻璃和钢铁公司。哈哈。我喜欢这个名字。木头，玻璃，钢铁。你们想要，我们就可以办。”

　　“或许我可改名为迪克，”我说，“人们可以叫我们汤姆、迪克和哈里。”

　　“在上流社会，人们从不用迪克这个词，”哈里说，装出因我用这个词而震惊的样子，“人说男性器官。必要时，中性词阴茎也可接受。但不能接受迪克，内森。这太粗俗。”

　　我转向汤姆说：“与这样一个人一道工作应该很有趣。”

　　“从无沉闷的时候，”汤姆答道，“他是独创猴桶 。”

　　哈里咧嘴笑了，朝汤姆柔情地看了一眼。“是的，是的，”他说，“图书生意真有趣，我们会因笑得太厉害而闹肚子疼。你呢，内森，你是干哪一行的？不，我收回这个问题。汤姆已经告诉过我。你是人寿保险推销员。”

　　“前人寿保险推销员，”我说，“我提前退休了。”

　　“又一个‘前’，”哈里说，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内森，只是一系列‘前’而已。不是吗？ 我自己的情况是，我或许可以一口气说出十多个‘前’。前丈夫。前艺术经纪人。前海军士兵。前橱窗设计助理。前香水推销员。前百万富翁。前水牛城人。前芝加哥人。前罪犯。是的，是的，你听对了。前罪犯。我这辈子像大多数人一样，有很多坎坷。我不害怕承认这一点。汤姆了解我过去的所有情况，他所知道的，我也想你知道。汤姆就像我的家人，既然你是他的亲戚，那你也是我家里人。你，前纳特舅舅，现在通称为内森了。我欠社会的债已经还了，所以我的良心是干净的。那坎坷之地已经抹平，我的朋友。现在和将来那坎坷都不再有了。”

　　我想不到哈里会说出这一番话，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犯过罪。汤姆曾提醒我说，他的老板是一个自我矛盾而令人诧异的人物，而我还是感到困惑，在这种插科打诨式的交谈中，他居然很快觉得可以信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想，这可能与他早先向汤姆坦言不讳有关。他鼓起勇气泄露了机密，现在他又做了一次，做第二次对他来说或许并不困难。对此，我不能断定，但在此刻看来也只有这种假设才合乎情理。我愿意把这个问题考虑得稍久些，但情况不允许。交谈还在继续，仍充满了先前一样的愚蠢谈论、滑稽俏皮话、荒唐笑话和表演似的举动，但总的来说，我得承认，我的南瓜头无赖给我留下了讨人喜欢的印象。他或许稍微有点叫人厌烦，但不会使人失望。离开书店时，我邀请汤姆和哈里星期六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

　　四点刚过，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雷切尔仍在我脑子里，但给她打电话还太早（她六点才下班到家）。我想象自己拿起电话筒，拨她的电话号，却意识到或许会旧景重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令人痛苦，我觉得这也许是她再次挂断我电话的好机会，我害怕我女儿可能再一次拒绝我。我想，给她打电话还不如写封信给她。这是个比较稳妥的做法。如果我不在信封上留姓名和复函地址，那很有可能她会打开信读一读，而不至于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

　　我以为这很简单，不料信的开头写了六七次，我才找到合适的语气。一个人请求他人的原谅是件复杂的事情。这是在昂首倨傲与含泪自责之间的微妙平衡，除非你能向他人真正敞开胸怀，否则所有的道歉听来都未免空洞虚假。在我多遍起草这封信时（在这过程中，我越写越觉沮丧，为我一生中做错的一切谴责我自己，像某些中世纪忏悔者一样鞭笞我可怜而腐败的灵魂），我想起了八年或九年前汤姆为祝贺我的生日而寄给我的一本书，当时琼还健在，汤姆仍处于才华横溢、充满希望的大拇指博士的黄金时代。这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一部传记，我听说过，但没读过——这并非特殊情况，我的阅读范围大多局限于小说，所以极少涉猎其他领域。我发现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好书，其中有一个故事比其他故事写得更出色，我至今未忘。据作者雷·蒙克所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维特根斯坦撰写了《逻辑哲学论》，他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永久地完成了这个题目。于是他到一个偏远的奥地利山村去当校长，但结果证明他不适合这个工作。他严厉苛刻，脾气很坏，甚至粗暴野蛮。孩子们功课学得不好，他常常责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不仅是惯常的打屁股，而且还打脑袋，打脸，用拳头狠揍，结果造成一批学生严重受伤。有关这种凶暴行为的事传了出去，维特根斯坦不得不辞职。许多年过去了，至少二十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维特根斯坦住在剑桥，再度研究哲学，是个名人，受人尊敬。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严重的精神失常，原因我现在忘了。他一开始康复就想明白了：恢复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过去，向每一个他曾经错待或得罪过的人谦恭道歉。他愿清洗正在体内化脓而令他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