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耻窃禄修通鉴

　　自从熙宁四年（1071）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它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是我们学习宋朝以前历史的重要书籍。

　　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而《资治通鉴》静静地陈列在岸边高台之上，传递着有关华夏过往的消息，享受着人类文明的礼敬。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辉光。《通鉴》不朽，司马光不朽。从这个意义上看，洛阳的闲居岁月倒像是老天的一种成全—对中国史学乃至华夏文明的成全，对司马光的成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后来人的印象，是淡化过程、省略细节之后的美好想象。《通鉴》的史学成就，就像是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颗珍珠、一枚琥珀，真实美好；然而，过程之中的痛苦、死亡、挣扎与忍耐都隐藏不见。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司马光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是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第二，是皇帝—朝廷的支持。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所有书局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 这就等于是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由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了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1071）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自有皇帝以来，还没有哪一个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当崇高的文化事业上！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

　　熙宁五、六年间（1072～1073），书局和司马光经历了严重的考验。有人开始散布谣言：“司马光这部书修了七八年了吧，为什么还修不完？很明显啊，书局的人贪图官府的笔墨绢帛，还有皇帝御赐的水果点心和赏钱啊！”书局的特权是先皇御赐、今上恩准的，竟然敢有人挑战？他们当然不敢挑战先皇和今上，这些势利小人、投机分子，从司马光的外放与赋闲中嗅到了特殊的味道，他们断定，司马光在政治上已经被神宗抛弃，那么既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项目，就必须予以打击—落井下石正是小人的专长。怎样打击司马光？就是要利用司马光在道德上的洁癖，让他主动放弃书局，切断他和皇帝之间最后的直接联系。

　　司马光是个太过方正的人，履历简单，干干净净，就像是正午阳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丝阴影。贪图笔墨绢帛、果饵金钱，事情不大，然而对于一向以清贫自诩、自律甚严的司马光来说，却已构成重大打击。司马光会不会主动提出解散书局，放弃皇帝和朝廷的支持？

　　司马光还没有做出反应，范祖禹却沉不住气了。

　　范祖禹是谁？范镇的侄孙，司马光最亲密的助手。他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马光和范镇。这一层师生之谊加上司马光与范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司马光格外看重这个年轻后生。而范祖禹对史学又有着特别的爱好。熙宁三年（1070），就在司马光离京外放知永兴军前夕，范祖禹入书局，追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从那时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开封的书局。本来司马光离开首都，书局失去领袖，日子就不好过。如今势利小人又造谣诬蔑，把脏水泼到了司马光和书局头上，这让范祖禹感到愤懑委屈。一怒之下，他给司马光写信，建议“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 解散书局，不要朝廷的经济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书。而范祖禹本人情愿放弃官员身份，追随司马光，献身于修史这一伟大事业！

　　宋朝优待士大夫，不杀大臣不杀言官，对于像司马光、范祖禹这样早年科举成功、又得师友提携的士大夫来说，生理上的饥寒疲痛基本与他们无关，他们人生最大的苦难来自心理上的挫败屈辱，而克服这一点，需要时间的打磨和个人的开悟。这一年，范祖禹三十三岁。这样的激愤之语，的确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三十三岁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尊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 司马光已经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为了使命，又有什么委屈不可忍，什么面子放不下？

　　司马光的生命和《资治通鉴》早已融为一体。他曾经因此辞任更加有实权的差使。 他奉命出使河北，视察黄河水患，知道“为臣岂得辞王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然而内心深处却还想“只向金銮坐读书”。 甚至神宗想要给他一个“史馆修撰”的美职，他也拒绝了，理由就是“正在编修《资治通鉴》，万一朝廷要修国史，那我就难以两处供职了”。

　　完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私家无书籍、纂吏（抄写员）”，1,362年的历史，需要调动的史料浩如烟海，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个人可以应付的，哪怕这个人是司马光。司马光给范祖禹回信，明确告诉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业。”为了《资治通鉴》，保留书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保留书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须忍受诽谤所带来的屈辱。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个书局？我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都是对时代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空头帽子，朝廷因为找不到我什么罪名，没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种地，拿出这一点微薄的俸禄来养着我，这不是不得已的残留又是什么？”我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我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却好像什么都没干，你感到耻辱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的叔祖父、我的老同年范镇一样潇洒，能够直接退休。跟那些在第一线工作、直接奉行新法的官员相比，我们不用昧着良心残害老百姓，也不用欺君罔上，这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在这个混浊的时代，做一个闲官，编修一部伟大的史书，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这叫做“避世金马门”。

　　主动要求解散书局这样的气话，三十三岁的范祖禹会冲口而出，五十五岁的司马光则想都不会想。对于小人的诬蔑攻击，司马光已经习得了最聪明的对策，“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那么，神宗究竟会做出怎样的裁决？

　　最终，神宗保留了书局，并且允许书局迁往洛阳，去追随司马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担任书局通讯员的宦官，他奉命暗查，结论是“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也就是说，皇帝答应给书局御用笔墨绢帛和果饵金钱，但是司马光并没有领过。皇帝给的这项特殊待遇停留在口头上。

　　书局风波，有惊无险，给司马光猛敲了一记警钟，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会影响到修史事业的。从此之后，他“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加快了修书的进度。

　　《资治通鉴》成书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进献给神宗。它的最后定稿，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计354卷。囊括了1,362年盛衰的皇皇巨著终于成书。此时，距离英宗皇帝下诏开设书局，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司马光扪心自问，“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对于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问心无愧。

　　一部史书为什么修了这样久？最简单的回答，两个字就够了—认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尽可能搜集所有的资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然后编辑草稿，起草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简”，不怕繁琐，就怕漏落。司马光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斟酌删减，把草稿上无关宏旨的内容删去，让历史叙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资治通鉴》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经过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