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部主任陈再受过很多次伤，身体虚弱，心脏也有问题，完全不能适应高原环境。所以，虽然他本人坚决反对，但还是被调往内地去了。

　　二

　　送何湘回内地的车子已经停在门口，可是她刚刚下了班，隔离衣还没脱。同志们不免替她着急，进门一看，她的衣物早打好了包，书籍也装好了箱，只把床上的铺盖一卷就完事。大家都很惊奇，院部也直到今早上班才接到命令，刚刚通知了她，她怎么会来得及先就收拾好了行李呢？何湘默默一笑说：

　　“我的第六感早告诉我了。”

　　几个年轻护士，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何医生，听说你调动工作完全是因为陈主任，是不是这样？”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我可不像你们，随着爱人换了几个地方，就哭啊闹啊！什么没有‘独立性’啦！当成‘附属品’啦！可是，谁需要我们这种独立性呢？照我看，附属不附属全在自己，你既然自找麻烦建立了这种关系，那就注定你得建立这种生活。至于说到工作，当然，各有各的事，离他远些我是内科医生，离他近些我还是内科医生，那又为什么一定要天南地北呢？”

　　三

　　何湘正要催促驾驶员加快速度，车子猛然刹住了。

　　黄昏时分。两岸灯光照得通明，山水的咆哮，人们的呼喊以及斧锯的声音连响成了一片。事实打消了何湘原先那种侥幸心理——兵站参谋曾经劝告她说，前边有一座木桥被山洪冲垮，正在抢修，让她暂时住下听候消息。她没有接受这个好心的劝告。她想，很可能桥已经修好了呢。现在，不只是车子过不去，即使单人过河也不可能。只有留下驾驶员看车，自己带着行李到附近山庄去借宿。

　　山庄静静的，好像无人居住。何湘去叫门，出来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引她穿过牛栏，扶着独木梯爬上二层平房，那孩子喊道：

　　“阿妈！是一个‘金珠玛米’（解放军）姑姑！”

　　随即便听到一个女人在讲汉语：

　　“噢！解放军同志，请进来呀！怎么站在外边？”

　　何湘弯腰钻进去，屋里有一股强烈的酥油气，她不觉皱了皱眉，但立即又很有礼貌地说：

　　“要打扰你一夜了，老乡！因为桥坏了，过不去。”

　　“怎么能说打扰的话呢！”那女人指指小凳子说，“快坐下，我知道，桥还没有修好，我们庄上的人都去帮忙了。”

　　何湘坐下。借着昏暗的灯光，她看见那女人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微笑着，眯起细长的两眼打量着她。一条夹带着红绒线的长辫子，依照西藏人的习俗在脑袋上盘了两圈。那深陷的眼窝以及眉头上琐细显著的皱纹，表明她已是经历了不少艰苦沉重的年月，少说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吧！却又足可断定，年轻的时候，这张脸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背靠着矮桌，斜躺在垫子上，下身盖着一条半旧的灰毛毯。矮桌上放了几张汉文报纸，何湘心想，这许是她找来糊窗子用的吧！

　　转眼，那孩子端来一碗膻味扑鼻的酥油茶待客，母亲随即吩咐道：“朗嘎！快换一碗清茶，再去把柜子里的水果糖端来！”回头又对何湘说：“你瞧我这样，也不能起来招待客人，腿受了伤！”

　　何湘掀开毛毯，看了看女主人的伤势，不是太严重，但需要养息几天。依照医生的职业习惯，她应当问明情况，并尽可能给伤者一些帮助。但何湘寻思：就让她不知道我是医生吧！我一个内科医生，没有任何药品，连块纱布也没有。我明天一早就得赶路，不能在这里耽搁。

　　女主人特别热情，但见客人总是支支吾吾，毫无交谈的兴致，于是便说：

　　“在车上晃荡了一天，准是很累了，你早点睡吧！”

　　何湘顺势道了谢，便随那孩子转到隔壁小屋里去了。她胡乱铺开行李，不脱衣服躺下去，很久睡不着。连她自己也觉得未免过分了些，算得上是老夫老妻的了，还像结婚前那样，见不着面，就总安心不下来。或许是没有要孩子的缘故吧。人们说，女人一做了母亲，立刻就会把一大半的情感和时间，从丈夫转移到孩子身上去。睡吧！睡吧！明天一早桥就会修好的……

　　四

　　天已不早，何湘才忽然醒来，她手忙脚乱捆起行李就要上路。女主人从垫子上欠起身阻拦道：

　　“瞧把你忙的！刚刚朗嘎去看过了，桥没有修好，怕还得要一两天呢！”

　　何湘扑通把行李扔下，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女主人笑了笑说：

　　“你那么急着走，在我们家住得不如意吗？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北方人，不爱吃大米。瞧！我也不能起来擀面条，就给你拌面疙瘩吃吧！过来，帮我把这几根葱剥一剥。”

　　这话显然带有些哄小孩子的口气，不仅没有引起何湘不快，反而让她忽然意识到，从昨夜到现在，对这个好心的藏族妇女太冷淡。于是忽然间显得非常快活，一面剥葱一面没话找话说：

　　“你家里就你和儿子两口人吗？”

　　“不，还有我丈夫，他在政府里当‘通司’，就是翻译，前天随着兽医队到牛场上去了。”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扎玛伊珍。”

　　“唔！扎玛伊珍。怎么你的汉话讲得这样好？跟你丈夫学的吧？！”

　　“怎么跟他？我是汉人哪！”

　　“真的是吗？你来这里几年了？”

　　扎玛伊珍用拌面的筷子向门外指着，反问说：

　　“你看，土墙那边，长着一排向日葵。请你一棵一棵数数看，总共是多少棵？”

　　从门口望去，矮墙旁边的一排向日葵，长得高大挺直，一棵一棵间隔相等，像是排列整齐的一队士兵。阳光灿烂，映照着一朵朵金色的花盔。

　　何湘回答说：“大约有十二三棵吧！”

　　“你数错了，姑姑！”在烧火的朗嘎认真纠正说：“那是我阿妈种的向日葵，是十五棵。”

　　“十五棵，我到这里已经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了！”

　　扎玛伊珍的语气是那么沉静，那么庄严，何湘已经猜测出了八九分，她问：

　　“早就听人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有些老红军同志留在了这一带。你是不是……？”

　　“什么老红军！”女主人摆手说，“我就怕听这个话，老红军！老红军！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去吧！红军是我们干人（穷人）的队伍！你就算是顶替我吧，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可是，我掉队下来了，没有走完铁流两万五千里。十五年了，我还活着，可我没有给革命做一点点事，这还不够我心里惭愧的吗？总是说老红军！老红军！政府还一定要发给每个人五百万（旧币）救济费，送来几次，到了我也没有收！”

　　“为什么？这完全是应当的呀！”

　　“那怎么能收呢？换了你，你也不会收的。自己长着两只手，凭什么要政府白白养活着我？”

　　“现在，你又参加工作了吧？”

　　“工作！工作！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工作呀！可是我不能和你们比。唉！十五年了，我等于是被蒙着眼睛，被堵着耳朵，什么都不懂得。只知道这个小村庄，只知道自己的男人和儿子。我常常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就抱着朗嘎念叨着：‘好孩子，你快些长吧！快些长吧！长大了好去顶替妈妈，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

　　何湘安慰女主人：“快别这么说，人生的苦，你已经吃够了，你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今后日子还长，你一定还能做很多很多工作呢！”

　　“我也这么想，是啊！我得学习，要从头学起，能拿得起什么就做什么。听县代表说，我们这里要开办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后还要建机耕农场。当地人用木犁耕地，还把套拴在牛角上，除了青稞豌豆很少会种别的。等办起了农技站，我也能帮着站上做一点什么事。当小姑娘的时候，常跟着父亲下地，春麦应当在什么日期下种，葡萄应当怎么样搭架，胡萝卜要种多深才能长得大，我全都知道。”

　　“太好了！那就不愁没有你的工作。”何湘鼓励说。

　　“不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又想报名到省里去学习接生，回来开一个培训班，教教大家。这里的人还是照老规矩，到牛圈里去生孩子，说在牛圈里生的孩子才有力气，不知道多少小生命就这么夭折了。还有，我通藏话，也可以参加政府的工作队下乡去，或是到牧场上去做宣传工作，在红军里，我就是宣传队一名小队员。”

　　“宣传队？你也做过宣传员吗？”何湘急切地问。

　　“是的！不过，那时候和现在可大不一样。我们什么都得学着干：唱歌、跳舞、写标语、画漫画、演街头戏、慰问伤兵、行军鼓动、打联络旗语，有时候还化装到敌人那边去割电线，侦察地形。”

　　“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呢？”何湘又问。

　　“我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翻雪山出不赢气，更糟糕的是，开始吐血了。东西全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