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两届盛会之间的日子，当作文学的一次春种秋收，则还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季节以其独有的辉煌，在一晃之间，深深地铭刻在新世纪的文学史记中。”

　　五年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作家刘醒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刘醒龙刚刚完成他的上一部作品《圣天门口》。而五年之后，他又有了新的收获：一部深情献给中国乡村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在刘醒龙和《天行者》背后，是无数无数的俯首大地、以笔为犁的中国文学工作者，是无数令人激荡、令人回味的作品。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太阳每天都在升起，大地上发生了那么多让人心潮澎湃的事情，文学就这样生长着，以它的光芒、热度和精彩，组成了波澜壮阔的独特风貌。

　　仰望星空，文学矗立起精神高原

　　“文学看似没有有形的力量，但文学的功用，是让灵魂有所依托。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五年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上任伊始，曾有过这样一番真挚的言说。的确，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文学，应该矗立起人们精神世界的高原。

　　许多作家展示了自己的精神追求。莫言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的命运折射我们民族的艰难历程，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毕飞宇的《推拿》通过都市偏僻角落里一群盲人的世界，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分析。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通过乡村平凡祖母朴素安详的一生，叙写着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准则和情感密码。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在对底层打工者的关注中，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还有以独特方式阐释当代中国奥运梦想的《八月狂想曲》，记录改革开放恢宏历程的《国运——南方记事》……无数无数的作品，为人们点亮了心中的明灯。

　　这里，我愿意以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名列榜首的《你在高原》为例，略述一部作品的“诞生历程”。

　　张炜，这位已经以《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而奠定自己在文学史重要地位的作家，“窝”在家乡，用激情抚摸土地，用二十多年的精力成就了这部四百五十万字的皇皇巨制。知情者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状态：有一年，在半岛地区考察时，他借住在一个旧楼里，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电热器烘一烘双腿；夏天没有空调，一台老式电扇不停地旋转；吃饭更简单，将饭分成七天份额冻在冰箱里。写作过程中，张炜遇到车祸，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继续写；几乎写瞎了一只眼，还在继续写……

　　稿子出来，要找出版社，是作家出版社拿出了它的担当。“作品有十册，五万起印数就是五十万册。不是小数目。何况那时，谁能料到日后能拿茅盾文学奖？能预期市场效应？可是，对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我们不支持他支持谁？”当机立断“拿下”这部作品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后来曾这样回顾。当然，“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大作家也需要帮助。”出版社组织近十位高级编辑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足以伤筋动骨的巨量改写不下五六次。“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沉湎于历史、自然、人性、传说、哲学、宗教的诸般追索之中”，显示了“它深沉的思想和强大的道德勇气”，这是老编辑杨德华写下的终审评语——几个月后，这位身患癌症、连续动了十八次手术的编辑家，怀揣着《你在高原》离开了人世。

　　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回顾一部作品的写作、出版过程，是为了让读者对于文学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呕心沥血”有更加直观的了解。如何建明所说：“书固然很多，满世界漂泊，但一部真正的作品，是千锤百炼而成，每个字背后都凝聚着对社会的独到观察，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情感。这些东西闪耀着，才是真正的作品。”

　　的确，真正的作品，从来不缺少读者。所以，才会有七十一位年轻的读者，用快递的方式传递给对方轮流抄写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后把这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它的作者迟子建。

　　真正的作家，也从来都在读者心中。所以，2010年的最后一天，当史铁生不幸辞世之后，无数曾在《我与地坛》等作品中分享他深刻的人生体验、智慧与思考的读者——行业各异，代际不同，为他举行了三十多场追思会，在作品诵读、重访地坛中缅怀这位为人类精神世界做出贡献的作家。

　　作家们用汗水和生命垒起的精神高原，再次被证明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笔下凝聚使命感，心头澎湃赤子情。用文学这种最真切的方式，诠释着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于是，我们的悲悯被激活，我们的良知被唤醒，我们的信念被升华，我们的心灵被崇高和理想点燃、照亮。”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颁奖晚会上致获奖文艺类图书的颁奖词，如今读来，仍令人心神激荡。

　　俯身大地，时代大潮中作家从未缺席

　　五年来，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难事和盛事。作为社会生活的反射镜，时代精神的感应器，文学与时代显示出了强烈的互动；满腔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情思，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作家从未缺席。

　　汶川地震，山河崩裂。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文学界发出了“中国作家在行动”的呼声。李鸣生带着相机和录音机，在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观察、倾听，一部《震中在人心》真实讲述了大地震如何粉碎、历练、重铸人心的故事，有悲悯，更有反思。何建明三赴灾区，在地震后的第七天、第四十九天、第一百天的忌日，他都在那里，多次遇险，终于以一部《生命第一》，写下一曲向死而生的生命礼赞。诗歌热潮席卷而来，《诗刊》一周内推出两期《诗传单》，《星星》诗刊临时撤稿改成特别专辑，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网络、手机……都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诗歌，记录那令人歌哭的悲怆与坚强，那四面八方的无私救援和由此焕发出的民族精神。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八十余位作家分赴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探寻激情澎湃的红色岁月。“对历史的回顾与发现，任何方法都比不上实地考察。”作家龙一如此感慨。每一片土地都有让人落泪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让人震撼的细节，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有无数普通而伟大的人民……无数次，作家们驻足凝思，含泪记录，重新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并发表了大批新作，有近四十部作品得到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青年作家王松四个月走遍了赣南地区的每一个县，在名为《红》的长篇小说中以“菊瓣式结构”写了十二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历史原型，作家以此向历史、向人民致敬。

　　俯身大地，才能生长出真正的文学。无论是成名已久的大作家，还是锋芒初露的年轻人，都已经将“大地上的行走”看作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贾平凹坚持每年走访西部几十个村庄，不打招呼，不让接待，写出了长篇纪实散文《定西笔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都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刻记录与思考。“其核心内容是让更多作家走向民间，走向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内部。”《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如此看待“非虚构”文体的兴起，其实，这样的判断对整个文学来说，也很贴切。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这句话跨越时空，是如此的意味深长。2009年，在老作家柯岩从事创作六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这位八十岁的写作者的自我解析是那样令人动容：“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十三亿兄弟姐妹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只要想到劳动人民不但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给我们温暖和光明，还在用他们崇高的精神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我就会立即严肃起来，绝不敢胡编乱造、轻薄为文。”

　　“我是谁？”更多的作家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李迪，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作家，在看守所里“蹲点”两年，为的是在这特殊的地方感受人性的光辉。杜文娟，一个年轻的柔弱女子，离开草长莺飞的故乡，却跑到“世界屋脊上的屋脊”阿里，只是为了想融入那里，写出一个“孔繁森之后”的阿里。

　　而在这一切一切之后，我们不能忽略，中国作家协会为作家默默提供服务与支持的辛劳努力与不懈探索。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制度，两年来帮助四十三位作家来到农村、山区、牧区、民族自治区域、工矿企业等地，深度介入当地生活；在中国作协的组织与联系下，东北老工业基地、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都能看到作家跋涉的身影；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工程成果丰硕，从2007年至今，已扶持重点作品四百四十二部，也有效地鼓励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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