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激情的巨斧向历史的大山猛烈劈去时，一定会迸射道道异常绚丽的火光。中华民族的伟人毛泽东的文化观，就是这样一把巨斧，它所闪耀的光芒便是这个民族近现代的时代光芒和一个立志改变中华民族落后现实的不懈追求者的光荣梦想。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是一百多年前从湖南韶山冲的一所新式学堂里，传出的一位少年的“诗言志”。这个少年就是毛泽东，他作这首名叫《咏蛙》诗章时才十三岁。那一年不久，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被辛亥革命军一炮轰出了紫禁城。

　　从一名爱国青年，到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一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成就了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追求和实现为民族复兴与人民翻身解放而奋斗毕生的伟大梦想，并且使得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艺术光芒格外独特而异彩。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从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他的内心就激荡着期待急风暴雨式的时代浪潮的战斗洗礼。他的这份激情沉积后便成为他前半生最重要的人生积累——革命文化思想和革命文化性格的形成。

　　1915年9月，《新青年》出版后，当时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阅读到此刊，他立即被这本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杂志深深吸引，恰如醍醐灌顶，内心受到猛烈震荡。胡适、陈独秀等人代替了康、梁，成为当时毛泽东心中的“楷模”，也由此开启了他思考、探索复兴和振兴中国梦的革命之路。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湖南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团体，毛泽东也开始由革命文化梦想向革命文化实践迈进。

　　“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立即响应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带头组织成立了《湘江评论》周刊，擎起文化这个战斗武器，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滚滚洪流之中——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也是凭借这本四开四版的小报刊的平台，鲜明地张扬起自己的革命文化主张，陆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很快成了一名宣传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斗士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沙场上点将，笔锋间见兵。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武装的缔造者之一和主要军事领袖，他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与敌人生死决战的残酷战争中，但由于他骨子里的“革命文化情结”，心中始终不忘和惦记着另一条战线——文化战线上的种种风云变幻。虽然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里他必须去“指点江山”，可在马背上、窑洞里他依然按捺不住“激扬文字”和关注“文化同行们”的种种心迹与表现。这个时候，影响毛泽东最深的当算鲁迅先生。在毛泽东所做的著名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鲁迅：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五个“最”，让鲁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高峰。近百年来，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一座无法超越的标杆，与毛泽东对他的肯定与评价有直接关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从此成为中国新文化人常常与之参照和学习的一个文化品质标志。

　　红军长征结束后到达延安，毛泽东已成为党内的绝对领袖，他虽居于偏僻的黄土高原，却能“阅尽人间春色”。于是在窑洞里，毛泽东一面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作战于抗日前线和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面对面的搏杀，一面不时地在思考文化思想战线的种种“冷暖”。1942年开春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单独约见了诗人艾青，并且有了这样一段领袖与诗人之间的对话：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

　　毛泽东欣然地点点头。之后他又约见了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一批文艺界人士，来共同探讨文艺问题。与各类革命的知识分子接触过程中，毛泽东深切地感觉到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一些问题。于是这一年5月，毛泽东约请当时在延安的文艺界代表人物，汇集到杨家岭大院，以座谈会的形式，一次次与大家促膝倾谈，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他的革命文艺观，即：“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和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并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确定为革命的文化发展方向。《讲话》对此后的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文化建设的思想坐标。

　　在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引领下，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作家们纷纷响应领袖的这一号召，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去，创作的文艺题材和内容上发生了巨变，涌现出一大批表现人民群众的优秀作品。如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魏风的《刘胡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还有华山的《英雄的十月》，柳青的《种谷记》等。这些以塑造工农兵形象、反映封建地主压迫、弘扬革命斗争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和军队将士在开展革命斗争与土地改革行动中的积极性，巨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吴祖光等的戏剧，还有艾青及七月诗派等诗歌诸多领域，在整个延安文艺整风之后，文学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广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时期，民间文艺也蓬勃掀起，百姓自编自创的《东方红》《高楼万丈平地起》《绣金匾》等歌曲，以及秧歌剧、快板诗、枪杆诗等风靡一时，使得整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成为鼓舞民众和革命将士们最有力的精神武器。面对自己一手倡导的革命文艺所呈现的一派蒸蒸日上、生机勃勃的形势，毛泽东在窑洞里自信而激情地高声道：“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呵，那是何等的气壮山河，正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建国伊始，各路知识分子、文化大军“大会合”，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价值观念都多少带些旧时代的文化痕迹。此时，毛泽东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参加社会运动和实践，还对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批评与批判。

　　先是朱光潜、费孝通、冯友兰、曹禺等人公开谈改造思想的决心，进行自我批评。之后1951年毛泽东亲自对电影《武训传》展开封建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之后对俞平伯和胡适思想展开批判，1957年又开始批胡风文艺思想等。这些批判显然过了头，而且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后果。然而在毛泽东的意识里，批判旧的封建腐朽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始终占据了他的文化理想之中。从他与郭沫若的两次“和诗”中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文化理想色彩。毛泽东认为，“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如何办呢？必须“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当批武训、搞“反右”过头之后，知识界出现抵触和消极情绪时，有人抱怨甚至怀疑他的这种过度超前的文艺世界观时，他更加强烈地批驳，认为必须“只争朝夕”，而且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建设自然难有健康的发展。当然也应当肯定，由于毛泽东这些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了清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对社会主义文化基础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值得抒写一笔的是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为中国戏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