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交通路线的关系极为密切。交通路线不仅可以保证行政中心的城市能够下传政令，上达民情，输送赋税，调动军队等等，更重要的是，交通路线可以保障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同时也通过城市将整个区域甚至其他区域的商品转输到各地。因此说，交通路线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一点也不为过。

　　1.水陆会通

　　我国境内的长距离商业运贩，已有悠久的历史了。《尚书·酒诰》中有“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就已提到了长途商贩活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者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事实上，从战国时起，各地有名的手工业产品习惯上都标明产地及制造者姓名，所谓的“物勒工名”，这显然是为了远销他方。在湖南马王墓出土的漆器，有些就写明了“成市包”等的字样，据考订这就是指成都造。这说明当时的长途运输是比较普遍的。

　　除了商人以外，政府也为了保证各地公务来往的通畅，下情上达，倾国家财力来维持以首都为中心的驿道系统。《周礼·地官》中记载：

　　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邮传制度，沿途设有邮站和传舍，供旅客打尖住宿，甚至还设有仓库供商人们临时停放货物。

　　前工业化时期的交通运输方式大致上可分为陆路、水路和海上三类。虽然说我国古代交通运输的特点是南船北马，也就是北方以陆路交通为主，南方则以水路交通为主。但事实上，由于陆路运输能力的限制，加上早期运输物品多为笨重的农副产品，所以古代中国人总是尽可能地利用水运，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开凿人工渠道，以保证商品运输的通畅。

　　尽管学者们认为，商代晚期可能已经形成了以商都为中心的道路系统，而《诗经》中也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和“周道倭迟”之句，意味着周朝境内也有了绵长平直的陆路大道，但我国城市之间与城市和全国各地相连接的交通体系的形成，确切地说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因列国之间交往频繁，工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这些都推动了全国性交通网络的形成。当时，魏、赵、齐等国之间的联系频繁，道路众多，纵横交错。重要的交通干道主要有东西方向上的东方各国与西方的秦国之间由成皋沿黄河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南北方向上的则有太行山东麓大道，这是古代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南北通道，也是燕赵地区与中原交通的主要通道；而南方的楚国则是通过南阳盆地东出伏牛山隘口北上中原，这条道路又被称为“夏道”。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区域间交通道路，比如秦国开凿的通往四川盆地的金牛道，以及山西高原沿汾河谷地通往关中或河洛地区的道路，都是联系各个区域间的重要通道。

　　利用内河进行长途运输更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在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国曾经沿着渭水，过黄河，再上溯汾水，将大量的粮食由秦都雍城，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一带，运到了晋国当时的都城绛，以帮助晋国渡过饥荒。这一事件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被称为“泛舟之役”。事实上，由于水运较之陆路依靠肩挑人扛更为省力，所以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重点发展的交通运输方式。魏惠王迁都大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后，首先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凿了沟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的鸿沟，不仅使河淮地区的济水、汝河、颍河、涡河、睢河和泗水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交通体系，更重要的是，使中原地区与江淮地区的交通更为便捷与顺畅。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运输的发展，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在各主要交通路线上，都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城市。甚至城市与交通路线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城市全部位于交通要道上：秦都咸阳，坐落在渭河北岸，而渭河几乎是关中通往中原地区最便捷的水路运输通道；魏的大梁，在鸿沟凿通后，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而坐落在太行山东麓大道上的城市有燕国的蓟（今北京）、赵国的邯郸。那个从西周时就已是“天下之中”的洛阳，更是位于秦、齐、楚、赵之间纵横往来的交通孔道上。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个被认为是“天下之中”的城市，这就是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交会处的陶。陶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县，这里当时是各国货物交易的中心，既可西达河洛，又可南下江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大多数一直延续到当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展开的舞台。

　　秦汉一统天下，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全国性交通网络，以及以郡国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体系。但是并没有改变城市布局与交通线路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盐铁论·力耕》中所说的“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充分体会到。

　　然而，东汉亡后，尤其是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商业停滞，自然经济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自春秋战国以来从五侯营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也丧失了经济支柱而走向衰落。甚至因为战争与政治格局的变化，交通路线与城市分布都出现了新的特点。

　　东汉末年，建安年间（196～219年），曹操为了征伐乌桓和控制河北地区，主持兴修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以后，河北平原上增添了一条贯通南北，起自河南淇门，东北直达现在的天津东的水运航线，特别是引漳水入白河以通漕的利漕渠的开凿，使从白沟上游来的漕运船只，可以由此渠折入漳水，西溯邺城，使原来已处于南北陆路交通要道上的邺城，又加添了水运的方便，如虎添翼，终于替代了邯郸，成为河北平原上的第一都会，甚至曹操称魏公后也以此为都。再往后，十六国及北朝中的许多政权，如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在此建都，显然是与邺一带的水运发达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以长安——洛阳为轴线的城市体系，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到了隋文帝一统天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纷争动乱之后才得以扭转。隋及其后继者唐，都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作为东都，因此这一城市轴线再次成为全国城市体系中的核心。

　　统一帝国的出现，尤其是倾全国之力修建的南北大运河的凿通，为全国交通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经过三国两晋及南朝的发展，长江流域已逐渐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经济区。虽然“给京师，备水旱，常漕东南之粟”讲的是中唐以后的情形，但这一状况的形成肯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作为联系两大经济区的重要通道，黄河、淮河、长江和大运河对于全国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旧唐书·崔融传》中记载了唐代全国水路运输的繁忙兴盛：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诣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足见得唐代内河航运的繁盛。

　　基于内河航运，各主要水运航道沿岸相应地形成了一批交通贸易型河港城市。在黄河流域，长安、洛阳自不必多言，另外一些重要的城市，如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许多运河城市，如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楚州（今淮安）、吴郡（今苏州）、余杭（今杭州）等都因河运便利而兴盛的。在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沿线则有成都、荆州（今江陵）、鄂州（今湖北襄阳）等等城市兴起。如江陵所谓的“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都是通过水路联通上述地区的，并因此发展成为长江中游地区一大都会。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已南移到了长江流域，即首尾的成都和扬州，当时有所谓的“扬一益二”之称。其中，位于江南运河与长江相交的扬州，就因为“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成为唐代漕运及盐铁转运中心。《唐语林》中的这段话也可以为这种重要城市分布的变迁作一旁证：“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

　　隋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与西向的陆上丝绸之路的繁忙相对应，海上对外贸易也颇为兴旺，并带动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就全国而言，扬州以北比较重要的海港城市有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楚州、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和莱州（今掖县）、渤海湾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和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旅顺），扬州以南的主要海港城市有广州、潮州、泉州、福州、温州、明州及松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泉州。作为制糖中心和茶叶市场，泉州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的往来十分密切，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因此有不少外国商人长期居留在这里从事商贸活动。

　　在河港、运河港、海港城市发展的同时，陆路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