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亚历山大在布卢姆茨伯里。他在广播公司工作，这是他三十七年以来第一次就职于非教育机构。他有一间办公室，配有一个秘书，薪水很不错，但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制约，需要时刻保持言行举止得体大方。他的职称是荣誉制作人，实际上他并没有制作过脱口秀节目或影视剧。他负责提供“思想”。他经常在乔治酒馆和诗人、绅士以及四处讲学的教师一起喝酒。

　　他暂时寄居在朋友托马斯·普尔租赁的公寓里，他的这个朋友刚从约克郡的一所职业学院跳槽到了克拉布·罗宾逊研究所。亚历山大的父母在韦茅斯开了一家旅馆，现在还开着。从他上幼儿园，一直到之后进入公立中学、牛津大学，再到成为教授，他只是时不时地回旅馆待几天，随便找一间刚好空着的房间住下。他习惯于待在有人管理的房间里。即便在开始的那几天，搬家用的箱子还没有打开，窗帘也太短，但是，与普尔住在一起的日子也算是他最接近普通家庭生活的日子。

　　公寓楼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和高尔街之间，是一幢红砖楼，窗户采用石质窗框，红木门上饰有抛光的黄铜。大楼建于爱德华时代，结实坚固，是专为有一两个用人的家庭设计的。普尔刚搬进来的时候，厨房仍装有召唤用人的电铃和灯光系统——那是一个玻璃盒，盒子里面有几个小圆盘，每个圆盘连接一个房间，包括客厅、主卧和育儿室。不过，他们不清楚具体哪个圆盘连接哪个房间，而且电铃也坏了。公寓有四间大房间和四间小房间，一条幽暗的长廊连接着这些房间。从厨房、储藏室、小卧室等仆人活动区域往外看，可以看见一口井，井沿贴着白色瓷砖，点缀着斑点和条纹图案。视线的中间是窗台花箱，天热时，这里便会响起音乐和人声，久久回荡。普尔一家住在第六层，是大楼的顶层。大房间正对着街道，透过玻璃飘窗，能看见伦敦城里悬铃木的树冠、成群的鸽子，过了几年，邮政局大楼在对面拔地而起，一层一层很有规则地叠起来。亚历山大的房间在离厨房最远的一头，房间通风好，布置简单，十分安静。他的房间里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他只是暂时住在这儿。他在墙上挂了一些旧装饰画，现在这些画都已经用玻璃框装起来了，有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和《流浪艺人》，还有他自己的戏剧《街头艺人》的广告，也有罗丹的《达那俄斯的女儿们》。除此之外，他还挂了一张伦敦版《阿斯翠亚》的演出海报和一幅都铎玫瑰镶边的达恩利画像。他还有凡·高《向日葵》和《黄椅子》的小型版画。在剑桥的时候，弗雷德丽卡在读《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的时候了解到，查尔斯·赖德羞愧难当地摘下向日葵，扔到墙壁上。亚历山大多年未见向日葵，他看到画中的向日葵时，那份好奇和喜悦与日俱增。版画的色调为青黄色，不像原画。亚历山大从普罗旺斯带回来一张床单，暗黄的底色上印着几何花卉图案，他和普尔一家选购了纯黄色的窗帘，搭配很完美。这样一来，房间就是黄白相间的色调，外加灰色圈绒地毯。

　　亚历山大是以成功作家的身份来到伦敦的。在分析和赞颂北方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的实验小说的结尾，成功的人物也会来到伦敦，而在完成创作后，小说的作者也会跟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飞快地冲向这个熙熙攘攘的首都。普尔一家也想方设法挤进了大都市。他们原来的家当，三件套家具、威尔顿地毯、玻璃门书柜以及家里的银器等，一律被抛弃。埃莉诺·普尔告诉亚历山大，公寓的一大优点是所有的房间排列整齐，除了房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可以在任意一个房间里睡觉、吃饭或工作。他们在房间里铺了银灰色圈绒地毯，刷了白漆，挂了有几何图案的窗帘。木匠安装了流线型的架子和橱柜。孩子们盖着色彩鲜艳的芬兰毛毯，红色、蓝色和黄色。他们挂了一幅本·尼克尔森69的版画，还有一幅马蒂斯70的装饰画。亚历山大很喜欢。

　　他们一日三餐品种多样，很有仪式感，他也很喜欢。一听到高尔街，他便想到亨利·詹姆斯笔下的高乐街，那里有一排深灰色的乔治时期排屋，汽车从旁呼啸而过。他每天走路去广播公司上班，发现古奇街和夏洛特街热闹非凡：意大利人的杂货铺散发着奶酪、葡萄酒桶和腊肠的香气，犹太人的面包店散发着肉桂和罂粟子的味道，塞浦路斯人的蔬菜水果商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在北方买不到的蔬菜，比如茄子、茴香、朝鲜蓟、西葫芦等，有绿色的，有紫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施密特熟食店里，你可以买到泡在木桶里的酸菜、黑色的裸麦粗粮面包、熟的或者生的香肠、放了鸡蛋的松软大面团和小杯黑咖啡，熟食店有个中心收银台，提供小票，收银员是一个女士，她身材挺拔，有点胡子，身穿黑色蕾丝长裙。在贝洛尼的店里，身材高大的路易吉既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也有一口流利的伦敦腔，他称了一纸袋黑橄榄和绿橄榄、一小袋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肉豆蔻、一块用纸包裹着保持清爽湿润的马苏里拉奶酪。这就是城市的味道，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一切似乎都是永恒的。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村庄，属于他的村庄。

　　从前，人们虽然有着健康的牙齿，却丧失了对食物的感觉。伊丽莎白·戴维开始教育整整一代人，教他们观察、品尝和制作食物。

　　这段时间，和埃莉诺·普尔讨论烹饪书中的细节，算是亚历山大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帮她去商店购物，回到厨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盒刚烧好的意式方饺，或者一袋松软的帕尔马干酪和一个香草荚。他每天总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有时是茴香鲭鱼，有时是炖鱿鱼，有时是新鲜出炉的比萨。朴素的城市生活因此而多了几分色彩。艾略特71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中严肃地指出，一个民族不仅需要足够的食物，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味。

　　以前，他一直尽量避免跟这家人一起吃饭，不过现在已经放弃了。他注意到，普尔一家始终谨小慎微，十分注重礼节，可见他们的忧心很重。

　　在罗伊斯顿演出《阿斯翠亚》时，托马斯和亚历山大一样沉迷于情与性。1953年夏天，安西娅·沃伯顿悄悄打掉了她与托马斯·普尔的孩子。在卡贝塔因的时候，亚历山大与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从未听她说过痛苦或悔恨的话，也从未听她明里或暗里提到过普尔。等到托马斯和亚历山大开始讨论租房计划时，普尔已经忘却了这段不开心的经历。亚历山大和普尔在罗伊斯顿的小约翰酒馆喝了一次酒，普尔说，如果亚历山大考虑住在他们家，实际上是帮了他们的忙，一个外人有时很管用，亲人在一起，总有一些麻烦事。去年夏天，埃莉诺还对普尔的这段关系耿耿于怀。亚历山大觉得不能问普尔现在的心情怎么样，英国人讲究心照不宣。他们聊了聊利维斯博士，还说到他们都十分怀念约克郡的沼泽地，说到未来影视在教育界将大有作为。普尔算得上是亚历山大的密友了。

　　起初，他以为仪式感主要是埃莉诺刻意营造的，在某种程度上，烧好每一顿饭菜是对丈夫的一种安抚，是尽妻子和家庭主妇的本分。她会和亚历山大聊她的新发现，比如说希腊街科代克女士饭店里的沙拉食材，用奶油干酪、朗姆酒和精磨咖啡做成的意大利布丁，提到这些东西时，她都说是要为托马斯准备的，她总想着托马斯。她会给亚历山大介绍一种奶油干酪，里面含奶油，不含氨，正是托马斯喜欢的口味。或者带他去希腊商店看养在深色桶内的鳀鱼。她说：“我自己不喜欢鳀鱼，但托马斯喜欢。”

　　亚历山大觉得，这种过分的关切其实是一种侵犯或者责备。她会温和又坚决地让孩子们不要靠近公寓里的某些地方，因为孩子的父亲要在那里工作。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克里斯（八岁）、乔纳森（六岁）和莉齐（三岁），两个男孩长得像托马斯，方额头，一头金发，嘴巴扁平，那个女孩长着一头细卷发，颜色暗淡，亚历山大因此想到了老鼠的皮毛。这时，他才意识到，用“颜色暗淡”来形容头发，实在不会让人产生什么好的联想。孩子们不能到街头玩耍，他们的生活也规规矩矩。他们去学校和幼儿园的路上要经过罗素广场，他们也在父母的陪伴下去布卢姆茨伯里的广场花园骑少儿三轮车、捡落叶。亚历山大对这些孩子了解太少，他不知道他们几乎不吵架。看到他们家里挂的艺术品，他才想起来，埃莉诺是一名美术老师。他们做了一幅拼贴画，那是一条龙，用弹性塑料做鼻孔，鳞片闪闪发光，身体弯曲有致，占了厨房整整一面墙。烧饭的时候，龙的上方烟雾缭绕。他们会隆重地向托马斯展示厨艺作品，像蛋糕和纸海豚等，期待得到他的赞赏。“看看我们的成果。”她给“我们”两个字加了重音，意思是托马斯不在其中。对于作为观众和见证人的亚历山大，她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没有重音。

　　托马斯的回应很客气。他感谢埃莉诺为他做了丰盛可口的饭菜，他的措辞谨慎而具体。他说他知道，过滤汤水、熬酱汁、准备沙拉，每一道流程都很辛苦，这顿饭来之不易。他还会和他们讨论孩子们的艺术作品，并提议去伦敦，逛逛动物园，看看大英博物馆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