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出游所带的器具中，大多备有写字的笔。他们将所行、所见、所思记录下来，形成了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数量众多的游记。在这些游记中，除了一般性描写自然风光、历朝历代均有人创作的山水记外，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占据多数，但它们包含着明朝人特有的对科学的一种追求，对自然、对社会的一些独特观察。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一些文人是将旅游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徐霞客、王士性就是这样两位大旅行家，他们的著作——《徐霞客游记》和《广志绎》，是地理学观察、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典范，是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标志。他们两人，因此而跻身于中国历史上著名地理学家的行列。

　　王士性，字恒叔，号元白道人，又号太初，生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喜欢游历，读书时足迹已经遍及杭州及越中一带。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后，任河南确山县知县。四年后，任满赴京，途中游历了中岳嵩山与大量中原名胜。进京后，任礼科给事中，仍醉心于山水之间。万历十三年（1585年），因母病逝，去职返家。在家两年中，游历了天台、雁荡、钱塘以及太湖等名山大川。万历十六年（1588年），返京复职途中，登临东岳泰山。这年秋季，王士性奉命典试四川，顺道游览了西岳华山，并在峨眉、青城等山间流连忘返。次年四月，转任广西提学道，途经衡阳，登临南岳衡山。至此，他已游遍了五岳。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出任云南澜沧兵备道，游历了昆明池、独秀峰、太华山、点苍山、鸡足山等名胜。同年七月调任河南提学道。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调山东督粮道。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王士性回北京，任大理寺少卿管京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因推辞河南巡抚职，调任南京鸿胪寺卿。两年多后去世。王士性问政之余，旅行遍及除福建省以外的两京十二省，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记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撰写了《广游志》和《广志绎》两部书，对自己早年游历和考察的对象加以理论上的总结。

　　王士性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是带着一种动态的眼光观察。如中国的山脉走向，《禹贡》首先提出“四列”说，将中国的山脉排列为由北往南的东西向四列。唐代的僧一行则提出了“山河两戒说”：将中国山脉排列为东西向南北两列。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了中国三大龙的观点：“朱子曰：天下有三处大水，曰黄河，曰长江，曰鸭绿江。今以舆图考之，长江与南海夹南条干龙尽于东南海，黄河与长江夹中条干龙尽于东海，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干龙尽于辽海。”王士性在经历广泛的游历和博览群书后，认为这些山系学说只是简单地划分中华大地众多山脉，存在的问题一是划分不够准确，如宋代的疆域较小，宋人的观点就没有包括云贵高原的群山；二是没有注意到被各个山系分割开来的区域，其发展过程是有早有晚。因而他认为，应该作下列划分：

　　昆仑据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虏庭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度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番，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岳起崧高，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霑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庾岭，度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盘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度海止，终为南龙。

　　王士性的三大龙划分，是“以水为断”，也就是以水系走向来分别山脉走向，虽然与今天的科学方法——以地质构造、地质时代的异同为标准，有很大差异。但是，他划分的有些山系，与现代的山系基本一致，这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王士性的观点比徐霞客的三大龙说更为完整和系统。在三大龙的众多山脉中，王士性对南龙所在的长江以南地区的众多山脉，记载尤其详细。第三，王士性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历史上中国的区域开发过程：“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自宋南渡始，发而久者，宜其少间歇。其新发者，其当坌涌何疑。”“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势未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在《广志绎》中，王士性对南龙所包括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过程，再次作了阐述：

　　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昇、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两浙，曰福建，曰江南东，曰江南西，曰荆湖北，曰荆湖南，曰广南东，曰广南西，而川中四路不与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江南地区从五代吴越时开始兴起，至南宋时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由北向南的发展过程，王士性认为是历史的趋势，黔、粤等地早晚也将发展起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文化重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

　　由于王士性足迹遍布两京十二布政使司，又有多年的京官经历，不是普通旅游者的“到此一游”，因而所见所闻极为广泛。加上善于思考，多从全国性的视角分析各个区域的地理现象的差异。他从经济地理角度，观察到全国各大商埠的货物或者是商品的种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从人文地理角度，王士性又注意到各地的科举人物数量也不平均：“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他又动态地注意到，文化名人的出生地集中在某几个地方，在明朝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即如国初，刘伯温以青田，宋景濂以浦江，方逊志以宁海，王子充以义乌，虽在江南，皆非望邑。其后李献吉以北地，何大复以信阳，孙太初以灵武，李于鳞以历下，卢次楩以濮阳，皆在江北。然世庙以来，则江南彬彬科盛矣。”也就是说，明朝江南出文人的高潮，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王士性更进一步揭示各区域间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人文环境：“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硃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驴、绒毯，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枬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形象说明由于各个区域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所出物产有很大差异，并进一步造成人们的饮食、交通等生活习惯也有地域性的差别。“海南”与“塞北”、“河北”与“江南”，这种大的区域性差异，一般旅行家也能观察到。同一个区域内，也有自然环境的差别，也会影响到人文景观的不同，这是王士性观察仔细之处，他注意到浙江一省：“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中国人崇尚安居乐业，但一些区域的地少人多这个客观条件，迫使当地的百姓远走他乡：“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王士性接着讲了他在云南了解到的事情。刚任云南澜沧兵备道时，他知道云南全省汉人之中，百分之五六十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一开始以为这些抚州人都是商贩，只住在城市里。当他深入各县考察时，才发现各个土府、土州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村落里当差的大多数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