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港，即秦汉时期的番禺港。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的边缘，自然条件优越，“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鄱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占领岭南。步骘来到番禺，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交州治番禺。从此，番禺成为岭南的交通中心。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岭南地区人口有所增加，孙权考虑到岭南地区幅员过大，将交州一分为二，新置广州。不久，又合二为一。永安七年（264年），孙休再次将交州一分为二，合浦以北为广州，治南海郡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老城区）。此后，随着国际航运业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航路逐步开通，东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法显等僧人从西域取经归来，也是从印度通过海路回到广州。

　　唐朝的广州港，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从公元7世纪30年代开始，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食国。大食国疆域辽阔，重视航海交通，海船能够直接航行到中国沿海。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从沿海路到达中国，在中国境内从南向北的四大港口：“从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鲁金（Lūqin），陆路、海路皆为100法尔萨赫。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汉府（Khānfu），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Khānju）为8日程。汉久的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Qāntū)为20日程。刚突的物产与汉府、汉久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船能在这大河中航行。这些河均有潮汐现象。”文中的鲁金，即唐代交州的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一带。汉府即广州。汉久可能是福建泉州一带。刚突即扬州江都县。

　　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整理了一份唐朝至周边国家的路程记。从唐朝的边境出发，通往各邻国的主要路线有七条，其中第七条为“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广州港出发，前往南洋、阿拉伯的路程（括弧内的文字为作者所加，下同）：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九龙西南屯门），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东北海上的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名独珠山，在海南东南）。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林邑，在越南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越南归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南部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硖（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及新加坡一带），南岸则佛逝国（苏门答腊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约今不罗华尔群岛中的一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个罗西则哥谷罗国（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南）。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苏门答腊岛北部棉兰一带）。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苏门答腊岛北部大鹿洞一带）。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南印度）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印度西南部奎隆一带），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䫻国（印度北部布罗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䫻国（巴基斯坦卡拉奇东），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印度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䫻国北，入于海。又自提䫻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伊拉克巴士拉以东奥布兰），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巴格达）。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约在东非海岸一带）。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约今也门一带）。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东北沿岸一带），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约沙特阿拉伯东海岸）。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这份路程明确记载唐朝通往阿拉伯的航线，是从广州起航，向南经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往西南方向，经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今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南经马来半岛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抵达苏门答腊岛。由此经爪哇、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达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这条航线联结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几大地区，是唐朝通往外国最长的海上航线，约达1.4万公里。

　　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贸易也得到了加强。据考证，唐朝从广州至南海各国的航线，主要有以下数条：1.从广州经东南亚、斯里兰卡、阿拉伯至波斯湾；2.从广州经东南亚、斯里兰卡至伊拉克；3.从伊朗经斯里兰卡、东南亚至广州；4.从斯里兰卡经爪哇、越南到广州；5.广州至东南亚之间。当时东南亚与广州有经常性贸易往来的国家有：林邑、真腊、丹丹、盘盘、堕和罗、赤土、骠国（缅甸）、室利佛逝、堕婆登（在今苏门答腊）、诃陵（爪哇）、波斯、大食、婆利、印度、罽宾、师子国、大秦国等。天宝九年（750年），“江中有波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其海外杂国，若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

　　广州港的外港有屯门、波萝庙两处。屯门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港口坐北朝南，九迳山与青山分布东西，大屿山为其屏障。波萝庙在今黄埔南岗庙头村，又作古斗村、扶胥镇，进出港的船舶均在此停靠，参拜海神，祈求神灵的保佑。内港有光塔、兰湖等码头。光塔码头在今广州光塔街一带，靠近蕃坊。光塔就是为引航所建。清乾隆年间，曾在光塔南侧地下挖出洋舶。兰湖码头在今流花湖公园一带，当时为广州内河航运的重要码头，南海县署就建在附近。

　　随着广州港海上交通的发展，岭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日益增多，“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但广州与内地的交通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骑田岭至湖南郴州，另一条是经大庾岭到江西赣州。秦在大庾岭上设横浦关，为内地通岭南道路之一。但是这条道路险要难行，“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山路险阻，运输货物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背负，“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十一月，朝廷命张九龄开辟大庾岭新路。新建的大庾岭道没有从秦汉的小梅关经过，而是在小梅关以东的隘口另辟新道，使得里程缩短，路况条件改善，可以容数辆车并行，“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沿途建有驿站、驿馆，内地与岭南的人员和物资得以较为便捷地来往和交流，构成了长安——洛阳——汴河——淮河——江南运河——杭州——钱塘江——常山——玉山——信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通道——浈水——北江——广州的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这些因素，使广州港成为唐帝国四大海港中的最大一个。

　　唐代广州港的对外贸易范围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其他各个港口，前来经商的外国商船日益增多。唐大历年间，由于冯崇道之乱，每年至广州的外国商船，一年只有四五艘。大历四年（769年），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平定叛乱。李勉为官清廉，当有外国船舶入港时，并不上船“检阅”。次年，来广州的外国船舶增至四十余艘，一说增至四千余艘。“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这些外国远洋船上专门饲养有信鸽，万一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