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君张建国译

　　当鸽子的事发生的时候，约纳丹·诺埃尔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件事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生活。回想将近二十年平静的生活，他恐怕还从未料到除了有朝一日弃世而去之外，还会遇上其他什么重要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完全合适的，因为他不喜欢动荡，讨厌那些打破内心平衡、扰乱外界生活秩序的事件。

　　谢天谢地，绝大多数诸如此类的事件统统留在了遥远的、模模糊糊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不愿意再去回想这些往事，即使有时也会极不舒服地想起在夏朗德 的一个夏天的下午，那是在1942年7月，当时他钓完鱼正往家走……那天刚刚下了一场暴雨，这会儿雨仍未停，这是持续数日的炎热天气之后的一场及时雨。在回家的路上，他脱掉鞋子，赤脚走在又热又湿的沥青路上，噼噼啪啪地从小水洼里跑过，给他带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他钓完鱼回到家里，跑进厨房，满心指望会碰上母亲正在做饭，但是，母亲已经不在那儿了，只有她的围裙依旧搭在椅背上。父亲说，母亲走了，她要出门较长一段时间。邻居们说，她是被人带走的，先是被弄进“冬季赛车场”，然后再被送入德朗西 的集中营，从那里又去了东边，同去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约纳丹对此事一点也不明白，这件事完全把他弄糊涂了。几天以后，父亲也失踪了，约纳丹和他的小妹妹意外地上了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夜里，他们在一群陌生男人的带领下穿过草地和树林，然后上了另外一列南行的火车，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他们的一个素未谋面的叔叔把他们从卡瓦龙 带回自己位于迪朗斯 河谷的普吉特镇附近的农庄。他把他们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他让他们在菜地里干活。

　　五十年代初，约纳丹逐渐对农业工人的生活感到满意。叔叔要他报名参军，于是，约纳丹就顺从地尽了三年义务。第一年，他唯一的事就是努力习惯于那种令人讨厌的军营集体生活。第二年，他被用船送到了印度支那。第三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战地医院里度过的，先是脚上中了一枪，然后腿上又挨了一发子弹，另外还得过一场阿米巴痢疾。当他1954年春天回到普吉特镇时，他妹妹不在了。据说她移居到加拿大去了。叔叔要约纳丹尽快与一个名叫玛丽·巴库切的姑娘结婚。这个姑娘住在附近的劳利斯村，约纳丹以前从未见过她。他乖乖地按叔叔的吩咐办妥了一切，他甚至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因为，虽然当时结婚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却希望能在婚姻中最终找到那种平静安谧、相安无事的状态，这是他心中唯一的渴望。但是，四个月以后，玛丽生下了一个男孩，同年秋天，她同马赛来的一个突尼斯水果商私奔了。

　　约纳丹·诺埃尔从所有这些事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任何人，只有与他人保持距离，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为他已成为全村的笑柄——妨碍他的并不是人们对他的嘲笑，而是由此引来的人们对他的公开注意，所以他一生中第一次自己作出了一个决定：去农业银行取出了他的积蓄，打点行装，去了巴黎。

　　在这以后，他曾经交过两次好运：在塞夫尔大街的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当守卫的差事；在普朗士大街的一幢大楼的第七层找到了一个住处，一个所谓的chambre de bonne 。要去这间屋子必须经过后院和专门运货的窄小楼梯以及一条狭长的、只有一扇窗户、光线很暗的过道。过道的两边有二十四间房间，门漆成灰色，上面标着房号，过道的尽头是24号房间，即约纳丹的房间。这间屋子长三点四米，宽二点二米，高二点五米，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白炽灯，一个挂衣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直到六十年代，这里的电线才增加了负荷，以便居住者可以接上烹饪电炉和电取暖器，同时还敷设了自来水管，每个房间也装上了各自的洗脸池和锅炉。在此之前，阁楼的所有住户——只要他们不违反规定使用酒精炉——都是吃凉的食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在过道里紧挨着公共厕所的那个唯一的洗脸池里用凉水洗袜子、洗为数不多的餐具以及洗脸洗手。所有这一切对于约纳丹来说并无妨碍。他追求的不是舒适的设备，而是一个安全的住处，这里完全属于他，使他免受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不快事件的打扰，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他头一次迈进24号房间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你寻找已久的地方，你将留在这里（当时他的心境就像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见钟情的男人，他们像遭到雷击似的恍然大悟：一个迄今未曾见过的女人就是他的终身伴侣，他将占有她，与她白头偕老）。

　　约纳丹·诺埃尔租这间房子的租金是每月五千旧法郎。早晨，他从这里去邻近的塞夫尔大街上班，傍晚，带着面包、香肠、苹果、奶酪回到这里。他在这里吃饭，睡觉，感到很幸福。星期日，他从不离开这间屋子，而是打扫卫生，在床上铺上干净的床单。他就这样平静、知足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就是几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房租的数额，房客的种类。五十年代，这里住的大都是些女用人，还有几对年轻夫妇和几个退休老人；后来进进出出的变成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北非国家的人；六十年代末，主要的房客是大学生；后来，二十四个房间就再也没有住满过了，许多房间空着或者被住在下面几层的房东用来堆放杂物，或者成为他们偶尔用来招待客人的住房。约纳丹的24号房间在这些年间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住处。他买了一张新床，装修了一个壁橱，七点五平米的地板铺上了灰色的地毯，烹饪和盥洗的角落也糊上了漂亮的红色漆纸。他现在有一架收音机、一台电视机和一只电熨斗。食品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装在小口袋里挂到窗外，而是存放在一台放在洗脸池下面的小巧玲珑的冰箱里，现在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黄油也不会融化，火腿也不会干得发硬。他的床头装了一个书架，里面至少排列着十七本书；一套三卷本的袖珍医学词典，几本反映克罗马努人 、青铜器时代的铸造技术、古代埃及、伊特拉斯坎人以及法国大革命的精美画册，一本驾驶帆船的书，一本介绍国旗的书，一本关于热带动物的书，两本大仲马的小说，一本圣西门的回忆录，一本介绍制作简单食物的菜谱，一本《小拉鲁斯词典》以及《守卫和警察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公务手枪的若干规定》。在床底下存放着十几瓶红葡萄酒，其中有一瓶“白马城堡”牌高级红葡萄酒，这是他为1998年他退休的那一天预备的。约纳丹对几盏电灯的位置做了周密的考虑，现在，他坐在房间里三个不同的位置——床的脚端、床头、小桌子旁边——看报，既不会晃眼睛，报纸上也不会出现阴影。

　　由于添置了这么多东西，这间屋子自然变得更小了，它就像一只吐出过多珠母的珍珠贝不断地在向内部增长。各式各样精心布置的内部陈设使得这间斗室与其说像一间简陋的chambre de bonne，倒不如说更像船舱或者豪华的列车包厢。但是，它的本质特征经过了三十年仍然保持了下来：这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约纳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的安全岛，这里是他牢靠的支撑点，是他的庇护所，是他的情人，对，是他的情人，因为每当他傍晚回来，这间斗室总是温柔地拥抱他，给他温暖和保护，在肉体和精神上滋养着他，每当他需要它时，它总是在他的左右，它从未离开过他。实际上，它是他生活中唯一被证实是可以信赖的东西。因此，他从来也不曾想过要同它分开，即使是在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爬这么多级楼梯常常使他感到有些吃力，他的薪水也完全允许他租住一套拥有厨房、厕所和浴室的真正公寓——他也绝无这种想法。他始终忠于他的情人，甚至想要把它同自己，把自己同它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为了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牢不可破，他想把它买下来。他已经和房东拉萨尔夫人签订了合同。这间房间价值五万五千新法郎。他迄今已经支付了四万七千法郎，剩下的八千法郎将在年底付清。然后，它就永远归他所有了，在死神将他们分开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还能把他们——约纳丹和他喜欢的房间彼此分开。

　　这就是1984年8月一个星期五的早晨，鸽子的事发生之前的情况。

　　约纳丹刚刚起床，穿上拖鞋和浴衣，准备像每天早晨那样在刮脸之前先去趟公共厕所。在开门之前，他先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听过道里是否有人。他不愿意碰上邻居，更不愿意大清早穿着睡衣或浴衣碰上他们，而他最不愿意的是在上厕所的途中。发现厕所里有人，已经让他够不舒服的了，而在厕所门前与另一个房客相遇，简直让他感到难堪之极。这种情况仅仅发生过一次，那还是在二十五年前，即1959年的夏天。每当他回想起这件事，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两人看见对方时，同时都感到惊慌失措，这件本来绝对保密的事一下子失去了保密性，两个人同时后退，请对方先用，同时说出谦让的话：请您先用？噢，不，还是您先用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