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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他们都到那里去，就跟上咖啡馆一样，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在那里碰头的有七八个人，总是他们这七八个人。他们都不是生活放荡之徒，而是正派可敬的人：商人，或者城里的年轻人。他们一边喝着沙尔特勒甜酒 ，一边跟姑娘们逗乐，或者跟大家都很敬重的“太太”正正经经地聊聊天。

　　半夜十二点以前他们就回家睡觉。年轻人有时就留下。

　　公馆是家庭式的，房子很小，漆成黄色，坐落在圣艾蒂安教堂背后那条街的拐角。从窗口可以眺见泊满正在卸货的船只的锚地、人们称作“蓄水池”的大盐滩，以及盐滩后面的圣母坡和山坡上通体灰色的古老的小教堂。

　　“太太”出身于厄尔省 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她从事这个行业，对她来说，就跟开帽子店或者内衣店绝对是一样的事。认为卖淫可耻的那种偏见在城市里是那么强烈，那么根深蒂固，但是在诺曼底的农村里并不存在。农民们说：“这是个好行当。”他们让自己的女儿去开妓院，就跟送她去主持一家女子寄宿学校一样。

　　再说，这个公馆是从一位年迈的舅舅手里继承下来的。“先生”和“太太”原来在依弗托 附近开客店；他们断定费康的生意更有利可图，便立刻把客店盘了出去。就这样，一天早上，他们来到费康，接管了这家因为几任老板疏于管理而濒于倒闭的企业。

　　他们诚实善良，很快就赢得了全体人员和邻居们的喜爱。

　　两年后先生中风去世。他自从干上这新的职业，终日悠闲，很少活动，养得大腹便便，正是这种健康状况毁了他。

　　太太守寡以后，经常到公馆来的那些客人都对她垂涎三尺，不过枉费心机。人们都称道她绝对地谨慎，就连那些姑娘们也没有发现过什么。

　　她个子高高的，身材丰腴，很讨人喜欢。由于常年待在总是关着的晦暗的房子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像敷上一层清漆似的闪着亮光。一排细软鬈曲的假发做成的薄薄的刘海把她的面容衬托得很年轻，但是和她那成熟的体形却又很不相称。她总是乐呵呵的，脸上表情丰富；喜欢打趣说笑，但是适可而止，她的新行当并没有让她失去分寸。粗鲁的话总是让她感到有点刺耳；如果哪个小伙子不知好歹，对她经营的这个生意直呼其名，她就会板起脸来发脾气。总之，她有一颗高雅的心灵；尽管她待那些姑娘像朋友一样，她还是常常喜欢说，她和她们“可不是一码事”。

　　在星期日以外的日子里，她有时会叫一辆出租马车，带着一部分属下，到瓦尔蒙森林深处一条小河边的草地上去玩。她们就像一群逃出寄宿学校的女生，发了疯似地奔跑，玩各种孩子的游戏，一派闭门索居者在大自然中被新鲜空气陶醉的欢乐景象。她们在草地上喝苹果酒，吃腌猪肉，直到快天黑的时候才带着尽兴的疲倦和甜美的心情回家。在马车里她们吻着太太，就像吻一位心地善良、宽厚而又善解人意的母亲。

　　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街角上是一个下等咖啡馆，只有晚上营业，进去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和水手。两个姑娘专门照应这项买卖，满足这一部分顾客的需要。那里还有个伙计，叫弗雷德里克，个儿矮小，头发金黄，没有胡子，强壮得像头牛。在他的帮助下，她们把大瓶的葡萄酒和小瓶的啤酒端到摇摇晃晃的大理石桌子上，然后胳膊勾住酒客的脖子，斜坐在他们的大腿上，劝他们喝酒。

　　另外三个姑娘（她们一共只有五个姑娘）构成一个贵族阶层，她们专门陪伴二楼的客人，除非楼下需要她们帮忙，而楼上又没有客人。

　　朱庇特客厅是当地的中产阶级经常光顾的地方，墙上糊着蓝色壁纸，挂着一幅很大的画，画的是勒达 躺在一只天鹅的身子下面。到这儿来需要走一条旋转楼梯，楼梯下面是一扇外表简陋的临街窄门，窄门顶上有一个装了栅栏的壁洞，彻夜点着一盏小灯，就是有些城市嵌在墙里的圣母像脚下至今还点着那种小灯。

　　这座房子又潮湿又陈旧，微微发着霉味。有时过道里飘过一股科隆香水的香味，有时从楼下半开半掩的门传来坐在底层喝酒的男人们粗俗的叫嚷声；那叫嚷声像响雷似的，震撼整幢楼房，二楼的先生们脸上不免流露出担心和厌恶。

　　太太对顾客朋友们很亲切。她从不离开客厅，而且对客人们给她带来的本城的飞短流长很感兴趣。她的严肃的谈吐也是对那三个姑娘的胡诌八扯的一种调剂，让大腹便便的客人们在猥亵的插科打诨之间获得短暂的休息。这些人每晚只是无伤大雅、有所节制地放纵一下，由妓女陪着喝一杯利口酒 而已。

　　楼上的三个姑娘叫费尔南德、拉斐埃尔和“泼妇”萝萨。

　　因为人员有限，所以要尽可能让她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样本，一类妇女的典型，使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理想的对象，即便不是十全十美，至少也差强人意。

　　费尔南德代表的是“金发美女”型，个儿高挑，略微肥胖，有气无力；农家女脸上的雀斑顽固地不肯消失；淡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颜色很浅，近乎无色，像梳理过的大麻，稀稀拉拉连脑壳也遮不严。

　　拉斐埃尔，马赛人，在许多港口都混过的婊子，充当了“犹太美女”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她精瘦，高高的颧骨上敷着一层厚厚的脂粉。她的黑头发用牛骨髓上了光，在鬓角处弯成钩形。她的眼睛若不是右眼长一块白翳，还算得上好看。她的鹰钩鼻几乎垂到突出的下巴上。上面两颗门牙是新装的，下面的牙随着人渐渐变老而颜色变深，深得像旧木头一样，形成强烈的反差。

　　“泼妇”萝萨肚子大得像个肉球，两条腿肌肉发达。她从早到晚用嘶哑的嗓子不停地唱着轻佻的小曲或伤感的情歌，讲些没完没了而又空洞无物的故事，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住口，不吃东西马上又唠叨起来。她时刻都在动，像松鼠一样，虽然体胖腿短，却十分灵活。她的笑声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时而在卧房，时而在顶楼，时而在咖啡馆，随时随地都可以发作，而且笑得莫名其妙。

　　底层的两个姑娘是：路易丝，绰号“老母鸡”；弗洛拉，人称“跷跷板”。前者总是围着一条三色的宽腰带，打扮成“自由女神”；后者打扮成想象出来的西班牙女人，走路一瘸一拐，铜质的色坎 随着她不均衡的脚步在她的胡萝卜色的头发里一蹦一跳。她们的装束就像过狂欢节的厨娘。和一般下层妇女一样，她们不算丑，也不算美，不折不扣的小旅店女侍的模样，港口的人给她们起了个绰号叫“一对唧筒”。

　　这五个女人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彼此嫉妒；多亏太太善于从中调解，而她的脾气又总是那么好，这种和平气氛才很少受到破坏。

　　这家生意是这座小城里仅有的一家，总是顾客盈门。太太把它打理得那么中规中矩；她本人对任何人都那么和蔼可亲、殷勤体贴；她心肠好又是那么广有口碑，因此她总是深受周围的人的敬重。常客们心甘情愿为她破费；只要她对他们稍稍表示一点格外的友好，他们就乐不可支了。他们白天为了生意上的事情会面，临了总会说：“今晚，还是那个老地方。”就像人们说：“吃过晚饭，咖啡馆见，是吧？”别无二致。

　　总之，泰利埃公馆成为一种指望，很少有人错过每日例行的约会。

　　话说五月末的一天晚上，头一个到的是前市长，木材商普兰先生。他发现公馆的门关着，栅栏后面的那盏小灯也没有亮。楼里悄无声息，一片沉寂。他敲门，起初轻轻地敲，后来敲得比较用力，都没有人回答。于是他缓步沿街往回走；走到市场，遇到去同一个地方的船主迪韦尔先生，他们又一同去敲门，也同样徒劳无功。这时，从离他们不远处突然传来响亮的喧闹声，他们绕着房子走过去，只见一群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在用拳头敲咖啡馆关着的门板。

　　两个中产阶级人士连忙逃走，免得受到牵连。但是忽听见有人轻轻“嘘”了一声，他们停步一看，原来是腌制咸鱼的商人图尔纳沃先生。后者认出了他们，跟他们打招呼。于是他们把情况告诉他；他更是恼火，因为他是个结了婚的人，有儿有女，家里看得严，只有星期六才上这儿来。“Securitatis cause。 ”他常常这么说，这是暗指卫生保安部门的一项措施，他的朋友博尔德医生在该部门工作，会把定期检查的消息透露给他。这天正好是他得闲的日子；不巧遇上了关门，他必须再等一个星期了。

　　三个人绕了个钩字形的大圈子，一直走到码头，半路遇见银行家的儿子，年轻的菲力普先生，也是泰利埃公馆的一位常客；以及税务官潘佩斯先生。于是大家又一起从犹太人街走回来，做最后一次尝试。不过这时气急败坏的水手们正在围攻这座房子，一边扔石头，一边狂喊怒吼；五个二楼的客人连忙调头就走，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游荡。

　　他们又遇到保险代理人迪皮伊先生，然后是商事法庭法官瓦斯先生；于是开始了长距离的散步，首先来到防波堤。他们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