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文后面的拙著《皮埃尔和让》，我无意为之辩护。我试图让人们了解的观点，倒会招致对我在这本小说中所从事的心理研究的批评。
我要谈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小说。
每一部新作问世，总会招来评论家们的责难，我也不是唯一受到责难的人。
在颂扬的言词中，我常在同几支笔的笔端发现此类词句：
“这部作品最大的缺陷是：严格地说，它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
对此，我可以用同样的论据作如下的答复：
“承蒙这位作家对我作此评价，但他本人最大的缺陷是：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评论家。”
那么，评论家应有哪些基本素质呢？
他必须在毫无成见、不抱偏见、无门户之见、同任何艺术派别无任何牵连的前提下，理解、区分和解释各种完全对立的意向和迥然不同的气质，并允许人们作各种形式的艺术探索。
自从有了《玛侬·列斯戈》 ，《保尔和维吉妮》 ，《堂吉诃德》 ，《危险的关系》 ，《维特》 ，《亲和力》 ，《克拉丽沙·哈娄》 ，《爱弥尔》 ，《老实人》 ，《桑-马尔斯》 ，《勒内》 ，《三剑客》 ，《莫普拉》 ，《高老头》 ，《贝姨》 ，《高龙巴》 ，《红与黑》 ，《德·莫班小姐》 ，《巴黎圣母院》 ，《萨朗波》 ，《包法利夫人》 ，《阿道尔夫》 ，《德·卡莫先生》 ，《小酒店》 ，《萨芙》 等等作品，评论家们如果仍然敢于这样说：“这是小说，那不是小说。”那么在我看来，他们的眼力虽好，说的可是外行话。
通常，这类评论家都认为，小说必须写一段多少像似真实的奇遇，还必须按编剧本的方法分成三幕场景：第一幕展示主题，第二幕铺展情节，第三幕交代结局。
这种写作方法当然可以接受，条件是：你也必须接受其他的各种方法。
写小说究竟有没有成规？不按这类规则写出的故事，是否应当另起一个名称？
如果说《堂吉诃德》是小说，《红与黑》是不是？如果说《基督山伯爵》 是小说，《小酒店》算不算？在歌德的《亲和力》，大仲马的《三剑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弗耶的《德·卡莫先生》和左拉先生的《萌芽》之间，是否也要相互比照一番？这些作品中，究竟哪一部是小说？那些了不起的规则究竟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来头？谁制订的？遵照什么原则，有什么权威性的依据，又是怎样论证出来的？
不过，这些评论家似乎满有把握，能言之凿凿地指出小说的构成，以及它和另一本不是小说的书有哪些区别。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并不身体力行地创作，而是被拉拢进某个派别，并按他们本人作为小说家的标准，拒不接受不按他们的美学观构思和创作的任何作品。
一个睿智的评论家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寻求最有别于现有小说的作品，并竭尽所能推动年轻人开创新路。
所有的作家，无论是维克多·雨果还是左拉先生，都曾锲而不舍地要求写作的绝对而不容置疑的权利，即按作家本人的艺术构思进行想象和观察的权利。才华来自于独创性，而独创性就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可是有的评论家从自己喜欢的小说中得出一种观念，以此为小说下定义，还定下某些一成不变的创作规则。他们一遇那些带来全新风格的艺术气质，总会持反对的态度。真正配得上评论家称号的人，只能是一位无倾向性、无个人好恶、不带偏见的分析员。他应当像一位绘画方面的专家，对于别人请他鉴定的艺术品，只评估其艺术价值。他的理解力可以接受任何事物，还应当充分融合他的个性，以便发现并赞扬他不喜欢的那些作品。即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他不喜欢它们；但作为一名评判员，他应当理解它们。
然而从总体上讲，评论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一些读者而已，结果是：他们要么总是无理地对我们大肆申斥，要么毫无保留、毫无节制地对我们大加恭维。
读者则只求在书中满足他们天生的思想倾向，要求作品适合他们的口味，对于那些与他们的想象力合拍的作品或段落，一概称之为“妙笔”，而他们的想象力则有理想主义的、乐观的、放荡的、悲观的、好幻想的或求实的。
总之，读者大众是由人数众多的群体组成的。他们向我们呼吁：
“安慰我。”
“逗逗我。”
“使我悲伤吧。”
“使我感动吧。”
“让我幻想吧。”
“逗我欢笑吧。”
“让我战栗。”
“使我哭泣。”
“让我深思。”
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有识之士才向艺术家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用最最适合你的形式，根据你的气质，写点好东西给我读读。”
艺术家作了尝试，成功了或失败了。
评论家只能根据作者做了何种努力去评判其结果；他无权过问作者属于哪个流派。
这一点已被写过上千次了。还必须随时加以重申。
于是，各种文学派别纷纷向我们展示了对人生的种种看法：有扭曲的，有超然物外的，有诗意盎然的，有感人肺腑的，有引人入胜或绚丽多姿的；继之而来的又有一家写实主义或称自然主义的派别。这个派别主张向我们展示真实，并声称只写真实，而且是绝对的真实。
对于这些迥然不同的艺术理论，必须兼容并蓄，在评判它们所创作的作品时，首先应当接受创作此类作品的总体观念，再以它们的艺术价值作为唯一的着眼点。
否认作家创作的权利——无论是诗意的或写实的，就是迫使他改变自身的气质，抛弃自己的独创性，不允许他运用大自然所赋予的眼力和智慧。
指责他将事物看成美或丑、渺小或惊心动魄、优美或阴森可怖，就是指责他遵循了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符合我们的看法。
让我们给他以理解、观察、构思的自由；只要他是一位艺术家，那就让他爱怎样就怎样做。让我们变得如诗人一样激昂，再去评判一位理想主义者，向他证明，他的理想是平庸的、格调不高的、不够疯狂或不够宏伟的。但是，我们如果评判一位自然主义作家，就应当向他指出，生活中的真实在哪些方面有别于他书中所反映的真实。
显然，完全不同的流派一定会使用迥然不同的创作方法。
小说家为了从恒久不变的真实中演绎出特殊和激动人心的故事，往往将它描绘得变化无常和令人不快；他们通常并不苛求故事的真实程度，任意地操纵各种事件，随心所欲地加以编排和修整，以便取悦于读者、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同情心。小说的写作提纲只是一整套以圆熟的手法导向故事结局的巧妙安排。枝枝节节也是故意穿插的，它们循序渐进地被推向高潮并和结尾相呼应，而这个高潮就是一桩至关重要和具有决定性的事件，通过在趣味方面设置障碍，最终满足小说一开始便唤起的各种好奇心，而故事叙述得又是那样完整，使读者不再深究他们最关注的主人公的未来。
主张向我们精确地反映生活图像的小说家则相反。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各种显得不同寻常的事件串连起来。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在于向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也不求使我们得到娱乐，使我们产生同情心，而在于促使我们思考，要我们了解隐藏在各种事件内部的深刻涵义。他们凭借多见多思，能用适合于他们的、从以往无数次深入考察中总结出来的某种方式去观察宇宙万物、各种人和事。他们试图告诉我们的，是贯串在某一本书中的对于世界的看法。为了感动我们，他们必须像当初自己受感动一样，将生活场景精确无误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他们在写作时必须具有娴熟的手法，丝毫不露痕迹，看上去朴实无华，使人无法觉察和识破他们的计划，看清他们的真实意图。
他们不是编造一次奇遇，使之从头至尾都很吸引人，而是截取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某一段生活经历，在极其自然的过渡中，将他们引向下一个历程。他们用这种方式展示出人的思想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是如何转变的；感情和情欲是怎样发展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是怎样相爱、怎样憎恨、怎样争斗的；各种利害关系——涉及有产者的、涉及金钱的、涉及家族内部的、涉及政治的——又是怎样角逐的。
由此看来，他们这份提纲的巧妙之处并不在于作品有无激情或魅力，也不是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开端或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而在于圆熟地将许多日常生活琐事集中在一起，从中演绎出作品的主题。如果它用三百页的篇幅容纳一个人十年的生活，展示这段生活在周围人群中的特殊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意义，他们就应该在数不清的日常琐事中剔除无用的成分，采取独特的方法，突出表现那些被迟钝的观察者所忽视却对作品具有深意和整体价值的一切东西。
我们知道，这种创作方法和以往那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