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等候接待的时候，叶尼娅又有了一些熟人。有时他们问她：

　　“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

　　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仅听他们的建议，而且主动对他们说：

　　“您别着急。也许他在医院里。医院里条件好，坐牢的人都梦想住医院。”

　　她打听到克雷莫夫关押在内部监狱。这里没有接收她送来的东西，但她没有丧失希望。她知道，在库兹涅茨桥监狱接待室里，往往一再拒绝给在押犯人转送东西，有时他们会突然建议说：

　　“把需要转交的东西交给我吧。”

　　她到克雷莫夫的住所去了一趟，一位女邻居告诉她，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两名军人带着房屋管理员打开了克雷莫夫的房门，拿走了许多公文和书籍，临走时在房门上贴了封条。叶尼娅打量着一些带绳头的火漆印花，站在她身旁的女邻居说：

　　“您千万要记得，我什么话也没有对您说。”她把叶尼娅领到门口，壮着胆子低声说，“他是个好人，是自愿上前线去打仗的。”

　　到莫斯科之后，她还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她心里乱糟糟的，有怜悯、有爱情、有悔恨，也有因前方的胜利激起的喜悦。她既为诺维科夫担心，又羞于见到他，她害怕永远失去他，但又为他们的关系不合法感到苦恼……

　　不久前，她住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曾打算到前线去看望诺维科夫，那时她觉得，她同他的恋爱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像命运一样不可变更。然而现在，一想到她要同克雷莫夫永远分离，要同诺维科夫永远在一起，她就非常害怕。有时，她甚至觉得诺维科夫身上的一切都极为陌生。他的激动、他的希望、他周围的熟人，都使她感到格格不入。她觉得，在他的桌旁倒茶、接待他的朋友，同那些将军和上校的妻子谈话是荒唐可笑的。

　　她记得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和《没有意思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不喜欢这些作品，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 的带倾向性的小说。现在她才明白，她与诺维科夫决裂已成定局，她永远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但她常常感到自己对他怀有柔情，常常记起他顺从地、匆匆忙忙地附和她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她感到悲伤，难道他的手从此再不碰她的肩膀，她再也见不到他一面了？

　　她从未遇见过这种力量——粗犷朴实同人道和怯懦的奇特结合。她曾深深地被他所吸引。他与残酷的信仰狂热格格不入，他身上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理智而平凡的男人的善良。但是，一想到她同亲人们关系中出现的那种阴暗龌龊的东西，她又立刻感觉到一种无法排遣的不安。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她与克雷莫夫相关的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她不能把同他一起度过的生活一笔勾销。

　　她决定跟随克雷莫夫。即使他不原谅她，她应该永远受他谴责，但他需要她，他在监狱里一直在想着她。

　　诺维科夫会从容地经受与她决裂的痛苦。但她却弄不明白，想要要保持心灵安宁，她需要做些什么。需要明白他不再爱她，他已得到安慰，并且已原谅她？或者与之相反，明白他仍在爱她，并且极度伤心，不肯原谅她？而对她个人来说，是明白他们的彻底决裂好呢，还是在心灵深处相信，他们还将重归于好好呢？

　　她使亲人们遭受了多少痛苦，难道她这些举动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她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古怪脾气？是精神变态！

　　晚上，斯特拉姆、柳德米拉和娜佳围坐在餐桌旁，叶尼娅突然望着姐姐问道：

　　“知道我是谁吗？”

　　“你？”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娅说罢又解释道，“我是一个女性小狗。”

　　“是小母狗？”娜佳快活地说。

　　“说得对，正是。”叶尼娅答道。

　　大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尽管谁都知道叶尼娅没有心思开玩笑。

　　“知道吧，在古比雪夫的时候，利莫诺夫去看望我，他给我解释过这种二度恋爱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叫作精神维生素缺乏证。比如说，丈夫长久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就会出现精神饥饿，就像长期不吃盐的奶牛，或者多年吃不到蔬菜的极地勘察队员。如果妻子是个意志坚强、威严而强壮的女人，于是丈夫就开始思念那种温和、顺从、胆怯的女人。”

　　“你那个利莫诺夫是个傻瓜。”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需要A、B、C、D多种维生素呢？”娜佳问道。

　　晚些时候，大家已经准备睡觉了，斯特拉姆说：

　　“叶尼娅，我们习惯于嘲笑知识分子的哈姆雷特式的自相矛盾、多疑和优柔寡断。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鄙夷自己这种性格。可现在我的看法有了变化，我认为，人们应该感谢那些优柔寡断、多疑多虑的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发现和伟大的书籍，他们的贡献并不比那些性情直爽的笨蛋的贡献少。必要时他们会赴汤蹈火，在战场上他们也不比那些坚毅直爽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您，维佳，您这话是就母狗而言？”

　　“正是。”斯特拉姆证实道。

　　他想对叶尼娅说点儿令人愉快的事。

　　“我又看了您那幅画，叶尼娅。”他说，“这幅画情感丰富，所以我喜欢它。要知道，那些左派画家们的作品里只有大胆和创新，可是他们心里没有上帝。”

　　“是啊，情感丰富。”柳德米拉说，“那些绿色的男人，蔚蓝的木屋，完全脱离现实。”

　　“你知道吧，柳达？”叶尼娅说，“马蒂斯说过：‘我涂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绿草，我使用蓝颜色，这不能说我要画蓝天。’颜色表达画家的情绪。”

　　尽管斯特拉姆只想对叶尼娅说点令人愉快的事，但他忍不住用嘲笑的口吻插话：

　　“然而埃克尔曼 写道：‘假如歌德能够像上帝那样创造世界，那么他一定会把草做成绿的，把天空做成蓝的。’我看这话很有道理。要知道，我也在同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材料打交道。真的，因此我知道，它们既没有颜色，也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空间。”

　　然而类似的话题他们谈得很少，多半是谈战争和检察机关。

　　这是一些令人难过的日子。叶尼娅打算回古比雪夫城，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她害怕回去不好向上司交代。她擅自来到莫斯科，多日来她踏破了监狱的门槛，并向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都害怕与政法机关打交道，害怕写呈文，每次更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激动不安。可是近来命运似乎偏偏迫使她与通行证、身份证、警察局、检察院、传票和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充满死一般的宁静。

　　斯特拉姆不再去上班，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坐几个小时。柳德米拉从限额供应商店回来，神色沮丧，怒气冲冲，她说，熟人们的妻子见面时没同她打招呼。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精神很不安。听到电话铃声他总要哆嗦一下，然后匆匆跑过去抓起话筒。吃午饭或者晚饭时，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厉声说：“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听见好像有人按门铃。”说罢他就向前厅走去，回来时脸上带着难堪的笑容。姐妹俩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紧张地等待门铃声——他害怕被捕。

　　“迫害狂躁症 就是这样发生的。”柳德米拉说，“1937年精神病诊疗所里挤满了这种人。”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的恐惧不安，又为斯特拉姆对她的态度大为感动。有一次他对她说：

　　“您要记住，叶尼娅，您住在我家里，为一个被捕的人奔波，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事我都不在乎。您明白吗？这里就是您的家！”

　　晚上，叶尼娅喜欢同娜佳聊天。

　　“你太聪明啦，”叶尼娅对外甥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像是从前的政治犯协会成员。”

　　“不是从前的，而是将来的。”斯特拉姆说，“你大概同那位的中尉谈论政治吧？”

　　“谈论又怎么样？”娜佳说。

　　“最好还是接吻，不谈政治。”叶尼娅说。

　　“我正要说这句话。”斯特拉姆说，“接吻毕竟安全些。”

　　娜佳的确经常谈一些尖锐的话题，一会儿突然问起布哈林的情况，一会儿说列宁器重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不愿见到斯大林，并且写下了遗嘱，斯大林向人民隐瞒了这份遗嘱，然后问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叶尼娅同娜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询问洛莫夫中尉的情况。

　　娜佳喜欢谈论政治，谈论战争，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谈论与同学们的会面和谈话。从这些话题中，叶尼娅了解到有关洛莫夫中尉以及娜佳同他相处的情况，比柳德米拉知道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个尖酸刻薄的小伙子，很难与人相处，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评的东西抱嘲笑态度。大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