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回到家里，大家都已经睡了。他觉得，他要在桌前坐到天明，需要反复改写和阅读自己的悔过声明，第一百次下定决心他明天去不去研究所。

　　回家的路途很远，他一路上什么也没想，既没有去想下楼时的眼泪，没有去想被突然发作的神经质所打断的与切佩任的谈话，没有去想对他来说阴森可怖的明天，也没有去想放在上衣内侧口袋里的母亲的来信。夜晚的街道万籁俱寂，在寂静的控制之下，他的头脑变成了一片荒漠，像莫斯科夜晚无人的街巷一样，一无所有，空空荡荡。他没有激动，没有因为下楼时流泪感到羞愧，没有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也不想得到好的结局。

　　早晨，斯特拉姆去浴室时，发现浴室的门反锁着。

　　“柳德米拉，是你呀？”他问道。

　　听见叶尼娅的声音，他不禁惊叫起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在这里，叶尼娅？”他说。由于不知所措，他又愚蠢地问：“柳达知道您来了吗？”

　　叶尼娅走出浴室，他们相互吻了吻。

　　“看起来您的面色很不好。”斯特拉姆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这叫作犹太人的恭维话。”

　　在走廊里，她立刻把克雷莫夫被捕之事以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

　　他大为吃惊。但是，听到克雷莫夫被捕的消息之后，他感到叶尼娅的到来特别可贵。假如叶尼娅喜气洋洋地来做客，一心迷恋自己的新生活，他是不会觉得她可亲可爱的。

　　他一边同她谈话，问这问那，一边不断地看表。

　　“这一切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他说，“只要回想一下我同尼古拉 的谈话就够了，他一直在扭转我的思想。可现在呢！我满脑子异端邪说，现在还有行动自由，可他呢，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却被捕入狱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维佳，你要注意，餐厅里的表慢十分钟。”

　　他低声含糊地说了句什么，回自己房间去了。在走廊里，他又看了两次表。

　　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定于上午十一点举行。此刻，在这些习见的物品和书籍中间，他变得异常敏感，他近乎产生幻觉地感受到了研究所里的紧张空气和忙乱气氛。十点半，索科洛夫开始脱工作服。

　　萨沃斯季亚诺夫小声对马尔科夫说：

　　“是啊，看来我们那位疯子是打定主意不来了。”

　　古列维奇挠着肥大的屁股向窗外张望着，一辆吉斯牌小轿车朝研究所办公楼前驶来，希沙科夫走下小轿车，头戴便帽，身穿牧师式的风衣。紧跟着驶来一辆小汽车，里面坐的是年轻的巴季因。科夫琴科在走廊里走着。会议室里大约已经有十四五个人，他们在翻阅报纸。他们知道出席会议的人很多，所以提前来了，以便占个好位子。斯韦钦和那位“脑门上打着保密印记”的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站在党委办公室门口。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普拉索洛夫院士慢条斯理地沿着走廊走过来，眼睛朝高处望了望。这老头儿在此类会议上发言特别可恶。一群群助理研究员吵吵嚷嚷地走过来。

　　斯特拉姆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声明，匆匆把它塞进口袋，然后又看了看表。

　　他可以去参加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可以不表示悔过，默默地出席……不，既然出席会议，就无法保持沉默，可是既然要发言，就不得不悔过。如果不去开会，就等于断绝了自己的所有道路。

　　人们会说：

　　“他没有胆量……公然把自己置于与集体对抗的位置……这是政治挑衅……以后就得用另一种语言同他谈话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声明，没有看一眼，就立刻把它放回到口袋里。这几行字他已读了数十遍：

　　“我认识到，我流露出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这是与苏维埃人的行为准则不相符的，因此……在自己的工作中，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苏联科学的康庄大道，无意中把自己置于……”

　　他一直想把这份声明重读一遍，可是他刚刚把声明拿在手里，就觉得声明中的每个字母都熟悉得令人难受……共产党员克雷莫夫被捕了，进了卢布扬卡监狱。而他斯特拉姆疑虑重重，他害怕斯大林的残酷，他曾经谈论自由、官僚主义，他今天的事件带有政治色彩，早就该把他流放到科雷马去了……

　　近几天他愈来愈频繁地感到恐怖，仿佛现在就要逮捕他。因为一般说来，结果往往不限于开除公职。开始批评教育，然后开除公职，然后再进监狱。

　　他又看了看表。此时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与会者不时瞅着房门，低声交谈着：“斯特拉姆还没有来。”

　　有人说：“快十二点了，可维克托还没来。”希沙科夫在主席位子上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女秘书站在科夫琴科身旁，她送来一些待签发的紧急公文。

　　几十个人聚集在会议室里，焦急地等待着，面带怒容。这种等待压迫着斯特拉姆，使他无法忍受。大概，在卢布扬卡，在那个对他特别感兴趣的人所在的房子里，也有人在等着他——难道他不来啦？他感觉到，并且看得见中央委员会里那个愁眉苦脸的人，难道真的不让他去？他看得见那些熟人们正在对妻子说：“他是个疯子。”柳德米拉在心里谴责他：托利亚为国家献出了生命，维克托却在战争期间与国家作对。

　　每当他想起自己的亲人和柳德米拉的亲人中有许多人被镇压、被流放时，他便用这样的念头来安慰自己：

　　“然而，如果什么时候有人问我，我就说：我周围不仅有这种人，而且有克雷莫夫，他是我的亲戚，是一位著名共产党人，老党员，地下工作者。”

　　这就是你的克雷莫夫！在那里，人家会审问他，他会想起斯特拉姆的那些异端邪说。话又说回来，克雷莫夫也算不上他的亲戚，因为叶尼娅同他离了婚。再说他也没有同他说过过分危险的话，因为在战前斯特拉姆还没有产生特别敏感的怀疑。哎呀，要是有人去问马季亚罗夫就麻烦了。

　　几十种、数百种作用力、压力、推力、打击力汇成一股合力，看来这种力量可以使人折腰，可以打碎人的头盖骨。

　　施托克曼医生的话是毫无道理的。他说，孤独的人是坚强的。他斯特拉姆哪里谈得上坚强！他偷偷摸摸地四下打量着，可怜巴巴、忸忸怩怩、匆匆忙忙地系领带，把那几张纸一会儿放在新礼服的这个口袋里，一会儿又掏出来放进另一个口袋里，然后穿上那双崭新的黄皮鞋。

　　正当他穿好衣服站在桌旁时，柳德米拉朝房内望了一眼。她默默地走到丈夫跟前，吻了他一下，随后就出去了。

　　不，他决不念这份按照固定格式写成的悔过声明！他要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同志们，我的朋友们，听着你们的发言，我感到很痛苦，我痛苦地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经过艰苦奋战取得斯大林格勒伟大胜利的喜庆日子里，我却这么孤独，在这里听任自己的同志们、兄弟们、朋友们愤怒谴责……我向你们发誓：我的整个心灵，一腔热血，全部力量都……对，对，对，他现在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快点，快点，他还来得及……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我在生活中摇摆不定，一直走到深渊边缘，才发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他要说的话是发自他灵魂深处的！同志们，我的儿子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牺牲了……

　　他向房门走去。

　　就在这最后的一分钟，一切都得到了彻底解决，余下的只是尽快赶到研究所，把大衣脱在更衣室里，疾步走进会议室，听见几十个人在激动地窃窃私语，他环视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然后说：“我请求发言，同志们，我很想谈谈自己在这几天的想法和感觉……”

　　然而，就在这时，他慢吞吞地脱掉上衣，把它挂在椅背上，解下领带，把它卷起来放在桌子边上，然后蹲下来解鞋带。

　　此时，他感到轻松，感到纯洁。他坐在那里，安静地沉思着。他并不相信上帝，但不知为什么，此刻他觉得上帝在望着他。有生以来他从未体验过这种幸福而又宁静的感觉。那种强行剥夺他正义性的力量已不存在。

　　他开始思念母亲。大概，他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的决定时，母亲就在他身旁。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分钟里，他确实想不顾一切地去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过。当他毫不动摇地理清自己的最终决定时，他没有去想上帝，也没有去想母亲。但上帝和母亲在他身旁，尽管他没有去想他们。

　　“我多么愉快，多么幸福。”他心想。

　　他又想象着会场上的情景，想象着人们的脸色和发言者的声音。

　　“我多么轻松，心里多亮堂。”他又想道。

　　看来他从未这么认真思考过人生和亲近的人，从未这么认真理解过自己和自己的命运。

　　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走进他的房间。柳德米拉见他没穿上衣和皮鞋，衬衣领子敞开着，不禁像老太婆似的惊叫起来。

　　“我的天哪，你没有去呀！现在该怎么办呢？”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