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在寒冷多雪的日子里同妻子女儿一起回到了莫斯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不想中断工厂的工作，留在了喀山，尽管斯特拉姆已经着手替她在卡尔波夫研究所 安排工作。

　　这真是些莫名其妙的日子，内心同时充满喜悦和不安。看来，德国人依旧强大得令人可怕，准备着一次次新的残酷打击。

　　看来，战争并没有出现转机。但是人们对莫斯科的向往油然而生，政府开始让一部分居民回莫斯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人们已经感觉到战争的春天来临的隐秘征兆。不过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季，首都看上去毕竟还是愁眉苦脸的，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脏雪如小山似的堆在人行道两旁。市郊的街道上，乡村小道般的通道把建筑物同电车站和食品店联系起来。许多窗户里伸出的铁皮烟囱冒着烟雾，楼房的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黄的冰锥。

　　穿着短皮袄、系着头巾的莫斯科人一如小县城和农村来的乡巴佬。

　　从车站出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路上就坐在卡车上的大包小包上，他回过头来看一眼坐在他身旁的娜佳那紧皱双眉的脸庞。

　　“怎么啦，小姐？”斯特拉姆问，“你在喀山一直向往的莫斯科是这样的吗？”

　　因为父亲看透了她的心思而生气的娜佳什么也不回答。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向她解释：

　　“人并不明白，他所创建的城市并非大自然的天然部分。为了从狼群、风雪和杂草那里夺回自己的文明，人不应该放下自己手中的火枪、铁锹和扫把。只要一疏忽大意，稍稍分心一两年，那就全完了。狼群便会从森林里出来，杂草就会丛生，城市会被大雪和尘土淹没。有多少大都城已经毁于尘土、大雪和风暴。”

　　斯特拉姆想让坐在揽私活司机边上的柳德米拉也听到他的高论，他从车帮上朝驾驶室俯过身子，通过摇下的半扇小窗问道：

　　“你还舒适吗，柳达？”

　　娜佳开腔说：

　　“只是管院子的人不扫雪，就能使文明毁灭了？”

　　“你真傻。”斯特拉姆说，“看看这些雪堆。”

　　卡车颠簸得厉害，所有包袱、箱子一下子都在车厢里跳起来，斯特拉姆和娜佳也随着它们蹦起来。他们对视一眼，彼此都乐了。

　　奇怪，真奇怪。在饱经战祸、痛苦和流浪的一年里，他竟然会在疏散地喀山做出了自己最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这他能想象得到吗？

　　看来，回莫斯科，他们将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激动。看来，只有对安娜·谢苗诺夫娜、托利亚、玛鲁夏的痛苦和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死者的怀念，会同回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占据整个心灵。

　　但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心。乘车途中，斯特拉姆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他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老是睡觉，不朝她儿子曾经保卫过的大地瞧上一眼而生气。她在睡梦中鼾声大发，在车厢里走动的一个伤兵听到她的鼾声，说：“嗬，这鼾打得就像个近卫军。”

　　他对娜佳发火：母亲刚收拾完她吃剩的东西，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玫瑰蜜饼，活像个自私的野蛮人。火车上她对父亲用的是一种愚蠢的嘲笑口吻。斯特拉姆听到她在隔壁包厢里说：“我爸是个大音乐迷，经常在钢琴上乱弹一通。”

　　邻座们在聊莫斯科的下水道和供暖设备，聊自由自在不按汇划单和住房面积缴钱的人们，聊带什么东西到莫斯科划算。斯特拉姆对聊这种日常生活话题感到生气，不过自己也聊起了房屋管理员和自来水管道。晚上睡不着觉时，他也想起得上莫斯科凭证供应商店登记，想起电话是否给撤了。

　　可恶的女列车员打扫包厢时，从座位底下扫出斯特拉姆扔下的鸡骨头，说：

　　“哼，真邋遢，哪像文化人！”

　　在穆罗姆站，斯特拉姆和娜佳到月台上散步。他们从两个穿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旧式男大衣的青年人身边走过。

　　其中一个说：

　　“阿布拉姆从疏散地回来了。”

　　另一个说：

　　“阿布拉姆急着去领保卫莫斯科奖章哩。”

　　在卡纳什车站，列车停在一列装满囚犯的军用列车对面。哨兵在取暖货车旁来回走动，囚犯们一张张苍白的脸紧贴在带格栅的小窗户上，哀叫着“给点烟草”、“给支烟抽”。哨兵们大声骂着，把囚犯从小窗户前轰走。

　　晚上，他来到索科洛夫一家乘坐的另一节车厢。头上系着花头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正在铺床，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下铺，她自己睡上铺。她关心的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否舒适，对斯特拉姆的问题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甚至也没问问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怎么样。

　　索科洛夫打了个哈欠，抱怨车厢里的闷热空气让他困乏无力。对索科洛夫的漫不经心和仿佛不高兴他的到来，斯特拉姆感到莫名难受。

　　“生活中我第一次看到，”斯特拉姆说，“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而自己睡下铺。”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忿忿不平，并且自己也觉得吃惊，为何这一情况使他这么生气。

　　“可我们一直是这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在上铺憋得慌，可我无所谓。”

　　于是她在索科洛夫的鬓角上亲了一下。

　　“那我走了。”斯特拉姆说，又一次对索科洛夫一家没有挽留他而感到难受。

　　夜间，车厢里十分闷热。他记起喀山，记起卡里莫夫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记起同马季亚罗夫的谈话，记起喀山大学里那拥挤不堪的研究室……斯特拉姆晚上到索科洛夫那里聊起政治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那双眼睛是多么可爱而又惊慌不安，根本不像今天在车厢里那样心不在焉和冷漠。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思忖着，“自己睡上铺，那里更舒适和凉爽些？就这种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于是，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在他看来她是他所熟悉的女性中比较温顺、比较善良的女人。他想：“一只红鼻子母兔。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个乖僻、随和、稳重的人，但同时又是个疑心很重、城府很深、爱记仇的人。是啊，真够她这个可怜人受的。”

　　他怎么也不能入睡，试着想即将来临的同朋友们和切佩任的见面。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可是胜利而归的，古列维奇和切佩任将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他想：马尔科夫已经仔细考虑了新实验装备安装的各项细节。只是得一星期后他才能去莫斯科，没有他工作就无法启动。糟透的是，无论是索科洛夫还是我，都是书呆子，是两个只会动脑不会动手的理论家……

　　是啊，凯旋，凯旋。

　　但这些想法支离破碎，断断续续。

　　他的眼前出现一批人，高喊“给支烟抽”、“给点烟草”。出现两个青年管他叫阿布拉姆。波斯托耶夫曾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过一句怪话，当时索科洛夫谈到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波斯托耶夫却说：“行啦，兰德斯曼算什么，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用第一流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说着拥抱索科洛夫，补充道：“可最主要的毕竟是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

　　电话能用吗？煤气通了吗？难道一百多年前人们把拿破仑赶走后回到莫斯科，想的也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卡车在楼旁停下，斯特拉姆又见到了自己单元的四扇窗户和去年夏天贴在玻璃上呈“十”字的蓝色纸条，见到了正门和人行道旁的椴树，见到了牛奶店的招牌和房屋管理员门上的木牌。

　　“电梯当然不开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嘟哝着，朝司机转过身子，“同志，您不帮我们把东西提上三楼？”

　　司机回答说：

　　“为什么不，当然行。只是您得为此付给我面包。”

　　他们卸下卡车上的货载，让娜佳留下看东西，而斯特拉姆同妻子一起上楼。他们走得很慢，并且感到惊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上漆布面磨损的黑门、熟悉的信报箱。多么奇怪，街道、房子、东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它们中的人依旧。

　　有次，没等上电梯的托利亚一口气跑上三楼，他对下面的斯特拉姆叫道：“啊哈，我已经到家啰！”

　　“在过道上歇会儿，你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楼道都成什么了。明天我得上房管所去一趟，非得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大扫除。”

　　瞧，他们又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丈夫和妻子。

　　“也许，你想亲自打开房门？”

　　“不，不，干吗，你开吧，你是一家之主。”

　　他们走进单元，把几个屋子都走了一遍。她没有摘下头巾，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摘下电话听筒，朝它吹了吹，说：

　　“电话看来是通的！”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