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开始斟茶。大家开始争论起文学来。

　　“有人把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忘了。”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乐意把他的书让人借回家去，出版社又不再版。”

　　“因为他是反动分子。”斯特拉姆说。

　　“对，他不该写《群魔》。”索科洛夫表示同意。

　　但斯特拉姆立刻问：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相信他不该写《群魔》吗？倒不如说他不该写《作家日记》。”

　　“我们对天才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瞧马雅可夫斯基，斯大林称他是最优秀的天才诗人，并非平白无故的。他在自己的激情中体现了国家观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国家观念中体现的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推论，那么整个十九世纪文学我们都容不得了。”索科洛夫说。

　　“嘿，你别这么说。”马季亚罗夫说，“托尔斯泰把人民战争的思想理想化，而国家眼下正领导着一场正义的人民战争。正如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 所说的，思想一致，便平步青云：收音机里播送托尔斯泰，晚会上朗诵托尔斯泰，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的著作，领袖们引用托尔斯泰的话。”

　　“契诃夫的情况比所有人都好些，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瞧，这算什么话！”马季亚罗夫叫喊起来，啪的一声拍了下桌子，“我们的契诃夫被承认，纯粹出于对他的误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同他的继承者左琴科一样。”

　　“我不明白。”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这里连颓废派都赏识他。”

　　“你不明白？”马季亚罗夫问，“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您别得罪契诃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所有作家中我最喜爱他。”

　　“你做得对，玛申卡。”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你想在颓废派中寻觅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生气地朝他挥挥手，不愿回答他的问题。

　　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挥挥手。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让索科洛夫在颓废派中找到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搞混了。大家都搞混了。您以为他们打击的是颓废派吗？胡扯！颓废派对国家并无敌意，只是不需要，对之漠不关心。我深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颓废派之间没有鸿沟。人们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是面镜子。党和政府问：‘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可亲、最白净？’它回答说：‘你，是你，是党和国家最可爱、最可亲！’

　　“可颓废派回答说：‘我，我，是我，是颓废派最可爱、最红润！’分歧其实并不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的是国家的特殊性，而颓废派肯定的是个人的特殊性。方法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都醉心于自身的特殊性。完美无缺的国家无视所有不同于它的人。忘乎所以的颓废派对其他所有人全然不屑一顾，除了两种人。一种是他能与之深谈的，另一种是他能与之抚爱亲吻的。表面上看，个人主义和颓废派为人而奋斗。实际上，它什么也不为。颓废派对人漠不关心，国家同样如此。这里没有什么鸿沟。”

　　索科洛夫眯缝着眼睛听马季亚罗夫的议论，认为他现在所讲的已经涉及完全被禁的话题，于是打断他说：

　　“对不起，这跟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就是他。在他与当代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要知道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罗斯民主扛在自己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罗斯自由之路。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您把他所有的主人公理一遍试试。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一人让社会认识了如此众多的人物。难道契诃夫不也是这样吗？您想想，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铺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役、大学生、各品文官、牲口贩子、乘务员、媒婆、执事、高级僧侣、农民、工人、鞋匠、女模特儿、花匠、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妓女、渔夫、中尉、土官、画家、厨娘、作家、扫院子工人、修女、士兵、助产士、库页岛上的苦役犯……”

　　“够了，够了！”索科洛夫嚷嚷道。

　　“够了？”马季亚罗夫以滑稽夸张的语气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让我们认识整个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的人……但这还不够！您知道吗，他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俄罗斯的民主主义者，而让我们认识这些芸芸众生的！他说，我们首先是人，您明白吗？是人，是人，是人！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包括托尔斯泰。他是在俄罗斯说这番话的，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铺老板、鞑靼人、工人。您要明白，人的好坏良莠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人。半个世纪前，受派别的狭隘观点迷惑的人们认为，契诃夫是文化停滞时代的代言人。可契诃夫乃是俄罗斯最伟大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在俄罗斯历史上已经高举了千年，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精神的旗帜，您要知道，是俄罗斯人的尊严的旗帜，是俄罗斯自由的旗帜。要知道我们的人道主义按照宗派主义的原则始终是不可调和的、残酷无情的。甚至宣扬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都是偏执的，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让肯定善的思想获胜。因为上帝的体现者总是力图强制性地使人感到上帝的存在。在俄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和杀戮，他们决不手软。

　　“契诃夫说：让上帝走开，让所谓的伟大的进步思想走开，我们将从人开始，我们将变得善良和关心人，不管他是谁，是僧侣、农夫、工厂主、百万富翁，还是库页岛的服苦役犯、饭馆的仆役。我们将从尊敬人、怜悯人、热爱人开始，舍此将一事无成。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暂且尚未实现的民主。

　　“千百年来，俄罗斯人什么都见识过了，什么伟大啊，什么最最伟大啊，但有一样他们未曾见过，那就是民主。恰好，这就是颓废派和契诃夫之间的区别。国家愤懑之时会给颓废派的后脑勺来上一下，朝他屁股踢上一脚。可是对契诃夫的实质国家并不理解，于是乎便宽容了他。真正的民主，当然也是人道的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不适用的。”

　　显然，索科洛夫非常不喜欢马季亚罗夫尖锐的言辞。

　　斯特拉姆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以某种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愉快心情说：

　　“说得太好了，令人信服而有道理。我只是请求对斯克里亚宾 宽容些。他好像也属于颓废派，不过我很喜爱他。”

　　索科洛夫的妻子把一碟果酱放在他面前，他朝她那边做了个推拒的手势说：

　　“不，不，谢谢，我不想要。”

　　“黑醋栗。”她说。

　　他望着她那双褐黄色眼睛问：

　　“难道我对您说过自己的嗜好？”

　　她默默地点点头，莞尔一笑。她的一副牙齿长得不整齐，嘴唇薄而不鲜艳。笑容使她那张苍白、略显黯淡的脸庞变得可爱而富有魅力。

　　“要是她的小鼻子并非老是红红的，她倒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斯特拉姆想。

　　卡里莫夫对马季亚罗夫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怎么把您有关契诃夫人道主义的热情言词同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结合起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俄罗斯，人人都是不同的。希特勒称托尔斯泰为杂种，可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却挂在希特勒的书房里。我是个少数民族，是鞑靼人，但我出生在俄罗斯，我不能原谅一个俄罗斯作家仇视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不能，即使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我们在沙皇俄国遭受了太多的屠杀、歧视和浩劫，流过太多的血。在俄罗斯，一个伟大作家没有权利践踏非俄罗斯人，没有权利蔑视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楚瓦什人。”

　　这位花白头发、深色眼珠的鞑靼人带着蒙古人的嘲笑，恶狠狠地、傲慢地对马季亚罗夫说：

　　“您也许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哈吉-穆拉特》？也许读过《哥萨克》？也许读过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这都是俄罗斯伯爵写的，比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俄罗斯化。只要鞑靼人还活着，他们都将为托尔斯泰向真主祈祷。”

　　斯特拉姆望着卡里莫夫。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他想，“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索科洛夫说，“我十分尊重您对自己人民的爱。但是，请允许我同样为我是个俄罗斯人而自豪，请允许我爱托尔斯泰，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色地描写了鞑靼人。我们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却一下子成title();